正文
万贵妃的“压迫感”从此更是显露无遗。
但倘若我们仔细考究，就会发现以上这些
《
明史
》中的
记载其实存在很多不妥之处。首先，宪宗可考的子女共有二十个左右，单皇子便有十四个，这显然与“打胎队长”精湛的业务能力不符。而万贵妃的打胎事迹，其实也只被记录在《明史》中，《明实录》中就从未有提及。
《明史》与《明实录》有什么区别？是否位列二十四史的《明史》一定较之明实录更可信？简要而言，《明实录》是明朝官方的官修史书，而《明史》则是清朝承继中国古代一贯的修史传统所修的明史。二者同样具有参考价值，但编修立场不同、年代不同，所受限制更是不同，如何取信，取信哪个，要分情况讨论。
我们不妨把史料当作线索，将考据当作探案，来验证此事的真伪。
以探案的路数，我们首先得“收集线索”——第一个给万贵妃扣上“打胎”之名的人是谁？
与《明史
》记载重合度较高的，是明末清初参与过《明史》修撰的毛奇龄所写《胜朝彤史拾遗记》第三卷中的万贵妃传记。“胜朝”指灭亡的前朝， “彤史”则是负
责记录宫闱琐事的女官。如果放在现代，这本书或许可以类似于《明代宫廷八卦整理》。
再向前追溯，则能追溯到一位明朝礼部尚书于慎行，毛奇龄关于万贵妃打胎事迹的描述，主要是抄录了他在《古山笔麈》中写的内容。
《谷山笔麈卷之二·纪述一》：“孝庙既生，顶上有数寸许无发，盖药所中也。传云太子迎入东朝，贵妃使使赐孝穆死。或曰孝穆（孝宗生母）自缢。”
于
慎行是始作俑者吗？他恐怕也不能甘心独自担下这件事，因为他在自己的书里还说了一句话——
“万历甲戌，一老中官为予道说如此。”
也就是，这是在万历二年
（1574）
，即距离万贵妃去世近百年后，一位年老的太监和他说的。
于慎
行本人对此事的记述也非常简略，对万贵妃加害孝宗生母的事情，也用了
“传云”
这样的话，
类似于我们今天和朋友聊天时的口头禅：
“我听说……”
据此，我们大概可以“还原案发现场”——于慎行的文章在官员与百姓之间流转，仅仅被传抄两次，就由“听说”变成了“确认”。
那么，这是否能洗脱万贵妃的“嫌疑”呢？本着“侦探”的精神乐趣，我们再来看看是否有新的线索。
成化年间阁臣商辂撰写的《商文毅疏稿》、弘治年间出仕的陈洪谟撰写的《治世馀闻》，以及生人更早的尹直撰写的《謇斋琐缀录》，
皆指向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
据成文时间距离万贵妃更近的《謇斋琐缀录》记载：
万贵妃听说宫女纪氏有孕，倍感苦楚酸涩，但并未派人警告对方。宪宗皇帝则是早已知晓皇子的存在，但为了照顾万贵妃的情绪，怕勾起她失去孩子的回忆，才让宫女称病、避居安乐堂。等皇子出生后，更是让内臣好生照看管养。当唯一一个“明面上”的皇子去世后，宫中开始纷传西宫尚有一位深藏的皇子。大义的张敏此时充当了捅破窗户纸的角色，但他并非告知皇帝，而是与万贵妃宫中的大太监结好，借机说与了万贵妃。而万贵妃的表现是什么呢？
她大惊问道：
“何独不令我知？”
为什么独独不告诉我呢？
而后，万贵妃并没有做出危害其母子的举动，而是重重赏赐了他们，还挑选了一个好日子正式迎他们入宫——或是说，让他们得以成为光明正大的宫人。
（《謇斋琐缀录》：“遂具服进贺，厚赐纪氏母子，择吉日请入宫。”）
第二天，纪氏就正式入驻了永寿宫，享受贵妃级待遇。她的正位让臣子们十分欣喜又心有余悸，张敏对此引以为傲，还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赏赐。
（《謇斋琐缀录》：“次日，下敕定名，徙纪氏处西内永寿宫，礼数视贵妃。中外臣僚喜惧交拜，而张敏者以为己功，皆受厚赏。”）
而另一本《治世馀闻》中的记载虽与《謇斋琐缀录》略有出入，但总体措辞非常相似，可能存在同样的文献
传抄线。《治世馀闻》中说：
“成化中皇妣纪氏得幸，有娠。万贵妃既觉，恚而苦楚之。宪庙乃密托病，出之安乐堂，以痞报，而属门官照管。既诞，密令内侍近臣，谨护视之。及悼恭薨后，内庭渐传西宫有一皇子。又有太监张敏，固厚结贵妃主宫太监段英，乘间说之。贵妃惊云：‘何独不令我知！’遂具服进贺，厚赐纪氏母子，择吉日请入宫。……徒纪氏处西内永寿宫，礼数视贵妃。中外臣僚，喜惧交并。后纪妃有病，黄赐、张敏将院使方宝、治中吴衡往治。万妃请以黄袍赐之，俾得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