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过，在二〇〇一年回国之前，我的北大系友、现为东京大学教授的陈捷，终于在她巨量的文献中，找出了此前已经答应给我的一种《和文汉读法》复印件。这就是一九〇〇年七月印行的“励志会本”。刚拿到时，我很兴奋，但匆匆看过两篇序言和一则跋语后，便初步判定，此本仍非梁作的最早刊本。因开卷第一篇，记为“庚子六月，励志会叙”的出版缘起已然说道：“沈君既印《和文汉读法》以为内地读东文者助，意良厚也。第沈君所印数百本不足应来者之求，同人因谋更印多本，广其流传。”显然，下一步需要追寻的是“沈君”，即另一篇序文的作者沈翔云所印本。如此，延至二〇〇五年一月方始出版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和文汉读法》终于失收。
1900年7月励志会本《和文汉读法》正文首页
本来应该为这份来之不易的“励志会本”写篇文字，先是没想好如何落笔——毕竟初版本尚未现身，继而发生的更大问题是，二〇〇一年四月，我在日本的物品海运回北京后，那份《和文汉读法》竟不见了踪影。起初以为埋没某处，日后总会发现，却是房屋去年已易主，而此件仍未出土。其间，在东京执教的陈力卫曾来借阅，我也只能提供“畴隐庐”与“梦花卢氏”两种文本；也曾厚着脸皮，请陈捷再复制一份相送，而她那里文山书海，薄薄二三十张复印纸夹杂其中，确也很难寻到。过后，陈力卫竟然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发现了同一版本的《和文汉读法》复印本，据以完成了《“同文同种”的幻影：梁启超〈和文汉读法〉与日本辞书〈言海〉》的论文。
《和文汉读法》再次引起我的集中关注，依然与《〈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有关。在北大出版社的催促下，二〇一九年，我开始对此书进行增订。鉴于初版排印时，不少文稿是手抄件，容易出错，这次即利用了数据库的便利，全部下载了原刊作为底本。因中间插入其他事，我的增补工作时断时续。二〇二四出版社告知，希望年底之前出书，我才又提起精神，做最后的补充。
由于为河南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主持“近世文化研究”专栏，二〇二四年六月起，就约稿事，我和王蔚有了比较多的通信联系。王蔚是北大英语系出身，但偏爱文史考证。我看过她在报纸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印象深刻。此前我们已经加了微信，她会不时提供一些我感兴趣的资料。这次知道我在增订《〈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于是，九月十九日开始，连续一个月，她几乎每天都会发来《集外文》未收录的梁启超佚文。直到十月十八日，她看了《集外文》序言，问我是否找到了《和文汉读法》的初刊本。我回复说：“看过三种《和文汉读法》，但都不是梁的初刊本。”当晚，王蔚就发来了她搜索到的李海发现初刊本的论文「船津輸助蔵『和文漢読法』と梁啓超」的信息，由此也开启了我的新一轮追寻。
李海论文「船津輸助蔵『和文漢読法』と梁啓超」一文中展示的梁启超手迹
最近北大出版社想出版增订本《〈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有小友提醒，应把船津本《和文汉读法》收入。你看过李海的论文吗？他发现了此本，并撰文做了考证。如果方便的话，可否将李文发给我，我只看到介绍，同时想知道船津本能否得到。多谢！
关于李海的论文，由于陈捷要去关西开会，耽搁了一段时间才找到并复印传给我。至于被李海称为“船津本”的沈翔云初刊本，陈捷告知，和“励志会本”
（李海称为“无穷会本”）
一样，“也藏在无穷会图书馆，但是该图书馆目前停止阅览”。
我不死心，又与陈捷通话详询。根据陈捷的介绍，无穷会图书馆并非公共图书馆，而是由实行会员制的一批老人主持。她多年前去看书时，能够复印《和文汉读法》纯属偶然，一般而言，该馆的藏书是不允许复制的。她只是因为和其中一位老者聊天熟悉后，老人带着她将书拿到馆外，才得以复印全本。而疫情期间，该馆关闭后，至今尚未开放。按照陈捷的估计，除了经费不足，那些老人恐怕也在陆续凋零，无法支撑继续运营。总之，收藏在无穷会的《和文汉读法》初刊本起码短时间内不可能得见。闻知这样的结果不免令人沮丧。幸好，陈捷很快就发来了当年李海送给陈力卫的初刊本第三十八节复印件，并转告了李海的说法，经过他的核对，两个文本只有此节中刊载的第六表不一样。这又让我燃起了希望。
在此，需要先说明一下与两个文本相关的问题。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问答”中已明确说道：本不敢出版的《和文汉读法》，待“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所言“西游”，乃是指梁启超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启程前往夏威夷，随后辗转多地，直到一九〇一年五月才返回日本。由于“船津本”没有版权页，我们只能依据沈翔云的序写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即西历一九〇〇年六月，以之作为此本的出版时间；至于“励志会本”，则是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发行。两本的印行确实是在梁启超西游期间。
根据李海的记述，“船津本”与“励志会本”开本相同，封面在书名“和文汉读法”之下，又都以小字标出“附译书汇编叙例”。“船津本”目次为：沈翔云序，和文汉读法，日本南海紫澜渔长
（坂崎紫澜）
跋，《译书汇编》叙例。“励志会本”只是在沈序前增加了励志会叙；最后还有版权页，除“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廿四日印刷”“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廿七日发行”之外，尚有“编辑兼印行者沈翔云”“印刷所株式会社秀英舍”，以及“发行所励志会译书处”三条出版信息。
对印书缘由，沈序中有明白交代：“翔云亦志读东籍而未通东文之人也，既得是册，因念吾郡同志之憾，更推念他郡他省同志之憾，急付排印，以代手写，将以贻我内地之同志焉。”可见，在此印本出现前，《和文汉读法》一直是以抄本形式流传，这与梁启超所说“不敢问世”相符。不过，沈翔云并不知道作者为何人，序中也有猜测：“第辗转传钞，不著作者姓氏，书中有引粤语者，意其粤人与？”陈力卫已引第三十八节中对“程ド”一词的解释——“犹粤语‘咁样’之意”，以之为是广东人梁启超撰写的有力证据。
按照李海的说法，除两处文字小有出入外，两版《和文汉读法》正文部分最大的差别是第三十八节中的第六表。综合李海与陈力卫的研究，可知这张“和汉异义字”表，在“船津本”只列出八十七个词，到“励志会本”，已增至两百九十四。多出的两百零七词，正如励志会《叙》中所言：“以原印第六表所列和汉异义字尚多漏略，搜辑增补者二百余条。”当初做此增补，乃是为了“于和文中常见之异义字十得八九，亦读者之一便也”。实际上，这个部分在《和文汉读法》中也是变化最大的。随后出现的畴隐庐增订第三版与梦花卢氏增刊本，均将此表增补到一千七百零五个词，并改变了排列次序，“照《康熙字典》例分门别类”。而丁、卢二本新增的一千四百多个词，据陈力卫的研究，乃是巧妙地借用了日本明治时期最为著名且流行的辞典《言海》的释词方式，才可以在一年稍过的时间里——从“励志会本”一九〇〇年七月印行，到“畴隐庐本”一九〇一年九月重印——完成了词汇量的急速扩充。二人的论证也解答了我在一九九九年发出的疑问：“以常理推测，梁启超虽为‘下笔不能自休’的文章快手，然欲‘以一日夜之力’完成百页上下的小书，也似无可能。”因单是辑录“和汉异义字”的第六表，已占据二书将近五分之四的篇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