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沪江”杯翻译竞赛赛况及参考译文分享

英语组参考译文

作家入冬

The Writer in Winter

作者：[ 美 ] 约翰·厄普代克 （John Updike）

译者： 陈以侃

作家不管岁数大小，送入世界的总是一本书，而不是他自己。作家之间没有什么“尊老杯”高尔夫球赛，你不能把发球区往前摆二十码，也喊不来代步车。书评人不会对你网开一面；但话说回来，新人作家他们也没有手下留情。当一个皓首苍髯的捉笔者，还在占着空间，在越发狭小的印刷世界里消耗着氧气，年轻人会觉得这些前辈地位已然确立，荣耀也是既成事实，当然占便宜的是这些老人。大学里我们曾多么崇拜和嫉妒那时的偶像——海明威和福克纳，弗罗斯特和艾略特，玛丽·麦卡锡、弗兰纳里·奥康纳和尤多拉·韦尔蒂！我们想象着他们就逍遥在天庭的光辉中，愉悦的心境和崇高的地位从不会损减，就像天使在永远歌唱。

现在我到了他们的年纪——真要说的话，已经比他们中的好几位要长寿了——我反倒能明白一个作家年少未成名的状态有哪些可贵之处。你还没有被归到某一个类型中去。你可以冷冷地在远处判断整个文坛。你的材料俯拾皆是——你的家庭、你的朋友、你的地域、你的时代——都显得特别新鲜，等不及地要交代给读者。学到再多的高深技艺，也不能取代那种有满肚子话要说的冲动，和“带去消息”的使命感。大多数作家的主要材料就是二十岁之前的记忆、印象和情绪；过了那个岁数，这些东西往往就没有那么丰沛，那么能引发回响了。到了四十岁，这个珍贵矿藏里杂质最少的那一脉大概开采殆尽，要维持创造力只能是筛检残渣。你变得更玩弄手法，更加理论化；你发明续集，或者尝试着写起历史小说。如此产生的小说和短篇可能更精致，更巧妙，甚至比之前的作品更关切人间苦痛；但它们都再也不能重复那些撼天动地、触及本质的创作了；这一点，长居于“现实和想象相遇”那个明暗交界处的作家霍桑在赞赏安东尼·特罗洛普的时候就曾提及，他形容那种作品“真实得好像是巨人掘出一大块土地，放在了玻璃展示柜之中”。

第二个引号里的那句话——一个作家倾心于某个他自己无法达到的境界——在我第一次读到时就很打动我，而且我之前也曾引用过。作家上了年纪之后，一些画面、几次难忘的相识、若干个珍爱的短语，会在他漫步于暮色下的夏日树林时，如蚊蚋般盘旋于他的头脑中。当他坐在嗡嗡作响的文字处理器，看着满是期待的屏幕，他必须面对这样一件事，那就是他正在苦心推敲要表达的意思很可能早就表达过了。

我的文字处理器——这个词用来形容我本人也很允当——是我一系列表达自我工具中的最新一样。这个系列最开始是我幼小的拳头里握着的蜡笔和彩色铅笔，手长大一些之后，就迁移到了我母亲的打字机上，那是一台便携的雷明顿；等我的盲打之术小有所成，它们又移到了我自己的机器上——一台浅棕色的史密斯科罗娜，是疼爱我的父母特地买来让我带去大学的。后来在《纽约客》的总部，我升级换代了一台办公型的打字机，它会随着令人兴奋的抬升，从桌下蓦然耸立在金属台面上。躲在新英格兰当我的自由撰稿人时，我花重金购置了一台电子打字机，它会急着从我指尖抢去我要输入的字母，并等不及地发出一记清脆的“咔嚓”声；里面不仅装了黑色的色带，还有白色的，用来改正我频繁的错误。没过多久，这个精巧的机械装置就让位给了一个居然更先进的器械——早期的“王安文字处理器”[1]，不但能自己打字[2]，而且速度飞快、从不犯错。我接下来的机器是一台IBM，就让“王先生”显得迟缓笨重了，然后它又被“戴尔”取代，后者可以调用几十种字体，还内置了拼写检查。在这不让人喘息的一代代技术革新中，一颗不变的大脑用不断衰退的神经细胞费力搜寻着意象和故事，期望能掘起一块土地，把它放到印刷出版物的玻璃展示柜中。

我越来越频繁地想不到那个要用的词，这个趋势让人心惊。我知道那个词就在那里；我可以清晰地看见它在英文这个语言的拼图里占据的形状。但这个词本身，虽然我准确地知晓它的边缘，意义上的色彩也无可替代，但它依然只是悬于我意识的雾霭之外。最后，我只能满面羞愧地求助于那本被翻旧了的近义词词典，或相关的百科词条；这样或许能逮住那个词，但却发现它和句子中相邻的词不幸撞了韵脚。与此同时，我正在成形的那个想法的节奏和结构统统丢失，整个段落（就像现在这个一样）滑向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