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20年，潘伯辉的子宫里长了一颗鸡蛋大的息肉，黑色的血一直往外流，知道母亲情况严重后，久未谋面的儿子从南京到重庆的医院见她。看到儿子时，潘伯辉因为流血过多，全身整块地发黑。她看见儿子拿起手机，不停地拍她。潘伯辉一出声，他又拿起手机录音。
医院的人以为儿子是闲人，拉着他的胳膊，想赶出去。潘伯辉急忙对所有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人们才停住了手。儿子立在原地。
潘伯辉脱离危险后，儿子就离开了，自始至终都没对潘伯辉说一句话。
被骗去缅甸这三个月，成了儿子进入青春期以来，与潘伯辉关系最密切的时候。潘伯辉听见儿子用颤抖的语气说：“我是混蛋，以前的我太傲气。现在除了你，没人能救得了我。你要救我，你要救我。”
几乎每句话，潘伯辉都能听见他喊一声“妈”。
经人介绍，潘伯辉加入了一个缅甸受困者的家属群，群里有近两百个心碎的家长，人们在群里分享与孩子的联系，互相安慰。
有人和孩子视频，看见他从脚到屁股没有一处是好的，“血水和裤子黏在一起，我不敢看。”有姐姐收到弟弟的照片，看见他大腿上被挖去一个窟窿。有母亲听儿子说，自己在诈
骗园区每天工作15至16个小时，一直没有业绩，就被打断四根肋骨，渗血到肺部，出现了感染，小儿子瞒着母亲去救哥哥，最终也被困在了缅甸。
“昨晚孩子打视频，被那些畜生折磨得可怜。”一位母亲发来截图。十几岁的男孩弯曲着后背，撩起衣服，脊柱两侧，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圆形黑斑，是烟头烫过的痕迹。右上角的通话框，是母亲焦虑的面庞。
群里被困缅甸的孩子，大多出自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地农村，父母多是社会底层的农民
或工人。有一个家族里，一家女性都是保洁，男性都是保安，每个月都只赚两三千块钱。
家长们大多没读过太多书，不会打字，只能用语音倾诉。“我每天吃的不是饭，吃的是眼泪”、“晚上睡觉，闭上眼睛就想诈骗园区的各种折磨”、“哪怕剩最后一口气，我都必须得撑住，我都必须得努力，我都必须得想办法！”每天，上百条语音，声调高低起伏，在群里错落地弹出。
一向沉稳的湖南农民工杨佑安，在看见大儿子被砸烂的脚趾后，感觉自己“快要失控了”。孩子奶奶听说孙子被困那天，从山上跌跌撞撞跑回家，肚子痛得厉害，去医院一查，肠子打结，出现梗阻，要做手术。离婚6年的妻子，听说儿子受虐后，哭得喘不过气，在跳楼时被小儿子拉了下来。17岁的小儿子明年中专毕业，现在已无心上学，“我哪都不去。”他天天守在妈妈身边，怕再次出现意外。
同样是2023年5月，杨佑安被骗的大儿子告诉妈妈，有人介绍他到云南的游戏公司工作，月薪上万。儿子之前在电子厂工作，工资最高时也才三千。从中专辍学后，他四处打工，都做不长久。
在中专时，他学的是电商，喜欢玩游戏，觉得
自己“专业对口”，就答应了，到了后，却被挟持到缅甸。
杨佑
安上网搜索缅甸，得知那里有多个电信诈骗园区，戒备森严，手段残忍，网帖说，缅北军阀割据，“是政府管不到的野蛮之地”。
由于涉及到跨境执法，家属们必须等待中缅两边警方共同解救。如果等不及，一些真假莫明的中间人就会找上来，建议他们自行筹钱“赔付”：这是指通过中间人，和园区老板谈判，定下将孩子赎回的金额。交了钱后，再由中间人把孩子送到边境，让家属接回去，赎金往往在20~40万不等。
杨佑安找的中间人，最终告知他需要用25万赎回儿子。但杨佑安和孩子妈妈拿出全部7万存款、四处求人借了5万、再使用所有借款软件，借到最大额度后，最终只能凑出来24万。
“别说30万了，我们这种农村家庭，连3万都凑不出来。”“本来家里就穷，儿子就是为了找钱给我治病才被骗，现在更不可能拿出钱。”——群里聚集的，都是拿不出赔付金额的家庭。
这些来自云贵川等地的父母，从小也处于
资源
匮乏的
底层，早早辍学打工，中年落下疾病，半生陷于贫穷。他们通过劳力，试图托举下一代接受教育，向上流动，却往往又因无瑕顾及孩子的教育与陪伴，让他们延续了自己的足迹，在青春期过后就辍学打工
。
年轻人们被骗去缅甸，往往始于一种想要改变家族命运的冲动。
“都是因为打工。”杨佑安把一生耗尽在工厂里，几乎没有时间留给家庭与自己，甚至连健康都因打工而磨损。可是到头来，五旬的他仍然没有攒下多少钱。
杨佑安第一次开始怀疑这穷忙的人生，是在2011年。那是他外出打工的第八年，父亲在农村的房子孤零零去世，过了一个月才被发现。
父亲死在杨佑安前妻的老家。那年初春，离家打工之前，杨佑安和父亲说妻子老家的房顶漏水，请这位老瓦工去修。应该是在修理过程中的某个晚上，父亲躺在床上，离开了人间。直到近一个月后，前妻回老家拿衣服，被当场吓傻了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