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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眼泪。
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五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悄无声息地流出眼角。
1973年6月，周恩来陪越南外宾参观延安。趁此机会，他考察了延安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情况。在同延安地区党政负责人谈话时，周总理得知群众的生活仍十分困苦，难过得流下眼泪。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陕西省省地党政负责人会议，痛心地说：“没有想到，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样苦。”略作停顿，又说：“我是总理，全国当家的，这个家没管好，有责任呀。我对不起延安人民。”
有数据表明，1973年延安有14个县，130万人口，当时农民人均粮食不足250公斤，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周总理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晚上，在延安欢送外宾的晚宴上他借祝酒的机会讲：感谢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并就政府对延安和陕北支持力度不够而承担责任，他最后还鼓励陕北人民无论如何要在三五年内搞上去，不然等于空话。他还对延安之外的榆林、绥德、米脂、吴堡、佳县、三边、横山等地的发展寄予厚望。
周总理的延安之行让人难忘。参与周总理此行出访的刘民立同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周总理此行的活动日程：“就6月9日访问延安这天来说，（总理）早上7点多起床，9点多乘飞机从西安出发飞往延安，白天参观、座谈，晚上陪同外宾看演出，演出结束后又找省、地区负责同志谈话。谈话结束时，已经是6月10日凌晨1点多了，这一天整整工作了18个小时，我清楚地记得那夜周总理谈话结束后和在场的同志一一握手告别。我看到周总理疲倦的身子，实在不忍心打扰总理，故意走在最后，但总理看到后仍然站在门口等我，当我抓着周总理亲切而软弱无力、热汗津津的双手时，我的心几乎碎了。”这就是我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
6月10日上午10时，周总理陪同外宾登上飞机离开延安，临走时，他留给延安人民的最后一句话是：“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后来，人民才知道：1973年，敬爱的周总理身上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但他丝毫没有考虑自己，还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忘我地工作；他为延安的领导改变落后面貌的决心而干杯；他承诺等到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时候还会回来，他和延安的同志亲切交谈亲如一家……这一切让人们一想起来就为之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