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谁是那个做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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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是河北农村，饭店虽然不像北京这样方便，但平时亲人聚会的日子也可以选择去饭店，如果不去饭店，饭店送餐的服务也非常便利，饶是如此，在家做饭的几率还是要大过去饭店。而每到春节，饭店基本都关门大吉，做饭就必须自力更生了。

出生于“文革”时期的我，对幼年“吃”的记忆深刻。现在被人们视为健康食品的红薯，是我小时候的主要食物，说得极端一点，几乎是唯一的食物。一年到头吃红薯，干粮是红薯，熬个玉米面稀粥，里面仍然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红薯块，想撇一勺纯粹的玉米粥都难，我仇恨红薯。如果说盼望过年，毋宁说盼望的是“吃”。那时候，一过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过年的食物了。家里每天都会有新蒸出来的馒头、蒸饺、枣糕、粘窝头，这些是要存在缸里、笸箩里，盖上屉布，留着过年的时候慢慢吃的，一直可以吃到过正月初五。富裕点的人家，要吃到过了十五才算是过完年。每天大人的主食还是红薯，但受优待的小孩子可以提前过年了。 对我来说，飘荡在炊烟里的麦面的香甜味就是年味。 真正的过年应该从腊月二十八九煮肉开始，啃骨头是最像过年的吃食，大年三十下午包饺子，大年初一起五更吃饺子是过年的高潮，高潮过后，过年的气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既有“吃”的幸福，就有“做”的辛劳。 准备过年的食物的人，都是平时家里做饭的，从初一开始，不必每天都做新的主食，看似春节有几天相对清闲的时间，其实类似现在的放假调休，该干的活计提前都做了。我家平时做饭的是母亲和姐姐，年节时母亲操持着一切，支使姐姐们劳作。唯一的例外是初一煮饺子。平时从不做饭的父亲会出现在灶膛前，行使煮饺子的权力。权力而言，是因为只有主事人才可以“煮”，取“煮”的谐音“主”。其实父亲平时在家并不是一言堂，但在这个环节上，父亲主事人的印象就这么突出。初一的饺子过后，亲戚们走动起来了。家有客人的时候，父亲是陪酒的当家人，灶下做饭的还是母亲和姐姐。

来北京三十年了，虽然一年中会数次回老家看望老人，但回家过年是必做的功课，而这功课也在逐渐缩水。 一开始要在老家住上十天半月，而现在完成走婆家、回娘家的任务来回只需三天。婆家娘家的叫法是一种习惯，在我，婆婆和娘都已不在了。两位母亲过世后，在家呆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了。驱车从北京出发，四百公里后到达位于河北、山东交界处的婆家住上两晚，往回走一百公里在位于衡水附近的娘家停留一天，晚上赶回北京，几乎是最近几年的固定模式。路途短、躲高峰是一个原因，另外有原因是对做饭的畏惧。北方农村的厨房，寒冷、油腻、不方便的上下水，很考验人。年轻时候，对自己的下厨的本领就没有自信过，后来年纪也越来越大，在老家的时间短，做饭的事亲人们就不让我动手了。但饭是要吃的，看别人忙来忙去，我也于心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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