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政府信任是指公民对政府行为产生与他们预期相一致结果的信念或信心。获得民众的信任有助于政府维护社会稳定、贯彻政策方针、拓展施政空间；失去民众的信任则会引发集体抗争、爆发群体行为。在当代社会，政府并非单一实体，而是由不同层级组成的“连续光谱”，一端是中央政府，另一端是基层政府。政府信任也存在着垂直结构，在不同的社会中民众可能：对各级政府都同等的信任；同等的不信任；信任地方政府，不信任中央政府即反差序政府信任；信任中央政府，不信任地方政府即差序政府信任。研究者的兴趣多集中于后两种信任模式。反差序政府信任源于距离悖论，即层级低的政府更有机会与当地民众互动、回应其需求，而中央政府则与民众距离较远、彼此缺少直接接触，良性的政治接触才能增加政府信任，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到州政府再到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依次降低。该模式多见于日本、美国等地，差序政府信任则多见于中国大陆、越南等地，受政治制度、传统政治文化、媒体宣传等因素影响。
差序政府信任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其被证明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大学生、市民、农民工、上访者等各个群体中，且存在着城乡差异。这一模式对于维护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治理难度。加强对差序政府信任的研究有利于提升政府治理效率，创造更美好的社会。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差序政府信任的现状、成因及社会意义，而对于差序政府信任随社会变迁而产生的动态变化还缺少相应的探讨。市场化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本文借助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及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来探讨市场化对于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以期弥补相关研究领域的不足。
市场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不但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绩效、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改变了社会成员与不同层级政府的互动模式，对于差序政府信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市场化改变了人们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念，缩小了差序政府信任。差序政府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人们的认知规律。公民不相信那些距离自己较近、职能更为具体的政府机构，反而选择相信一些职能较为抽象、距离遥远且自己并不了解的政府。在中国社会，民众普遍认为，开明的中央政府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如取消农业税、义务教育阶段免学费等，而地方政府则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滥用自由裁量权选择性地执行中央政策，以攫取不正当利益。这是由我国上下分治的治理格局所决定的。执政者将权力分为两部分：治官权与治民权。前者由中央政府掌握，后者则由地方政府掌握。这一体系一方面可以避免中央政府与民众的直接接触，方便将自身塑造成民众的最高保护者与利益维护者，凡是与民众利益冲突的事务（如国企职工下岗等）均由地方政府代办。另一方面，可以将民众的怨气集中在地方政府身上，并在危机发生时通过惩罚地方政府以安抚民众。长此以往，便造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信任鸿沟。市场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状。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市场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但也提高了人民对于政府的期待。经济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一旦中央政府无法通过经济增长继续提升物质福利的供给，就会降低民众的好感。物质福利的增加也使民众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评估政府领导人，这可能导致公众对于政治体制和政治精英信任水平的下降。同时，市场化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带来了民众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长期形成的利益失衡与阶层固化使得个体难以实现向上流动，进而对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产生怀疑，从而降低民众的信任水平。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市场化在增强其财政能力的同时提升了其回应辖区内民众需求的能力，良性的政治接触有利于提升民众的政治信任。在上下分治的治理体系下，地方政府的前途取决于上层领导的考核，再加上分税制带来的财政压力，使得地方政府既无意愿也缺少能力回应民众的诉求。市场化的发展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对民众的回应性有了很大改善。与政府的良性政治接触可以提升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任。在中国农村，一些选举过程较为激烈且民众参与较为广泛的地区，人们对当地领导的信任水平就会更高。综上所述，市场化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治理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了社会成员的地方政府信任、降低了中央政府信任。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市场化水平越高，社会成员的差序政府信任越弱。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政府的绩效一直是其获得政权合法性的基石。及至当代，社会成员对中国政府的信任依然来源于其经济上的成功。依据理性选择理论，民众会通过物质利益的计算来评估政府是否值得信任。如果一个政府的行为增加了民生福利、控制了腐败、得到了民众认可，则其可信度就会增加。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实现以上任务的基础。因此，人们对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越高，对未来的预期越好，对发展成果的分配越满意，则越倾向于信任政府。市场化转型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消灭了绝对贫困，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升且获得了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经济绩效的提升增加了其施惠于民的本钱，使其有能力改善民生、提升福利，如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对于提升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具有显著作用。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经济发展也为其获得辖区内居民的信任提供了条件。然而，中国的市场化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受地理条件、历史传统及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省份的市场化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异，造成了不同地区发展程度的不平衡。公民在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的时候不但会评估绝对数量的多少，还会在不同政府间进行横向比较。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民众的差序政府信任会增大，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民众不但在生活中获利更多，且在横向对比中更容易获得优越感，其地方政府信任会更强，进而缩小其差序政府信任。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市场化程度越高的省份，政府绩效越好，民众的差序政府信任越弱。
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根植于文化传统，并通过早期经历的社会化而得到传播。市场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威权价值观，进而改变了央强地弱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从文化生成理论来看，以前事件的痕迹沉淀在制度、规则、符号和社会行动者的心灵之中，共同的经验产生了共同的结构、文化和社会心理模式，其又反过来为未来的行动提供指导。信任是文化符码的一部分，具有世代传承性，中国社会所形成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也应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寻找根源。文化有两个层次：一是规范和价值观；二是态度和观念。前者形成于生命历程早期的社会化，后者是用价值标准来分析现实生活。政治价值观是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传统儒家文化塑造出的威权价值观通过两个方面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一是鼓励人们对权威的认同与崇拜，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定义为等级关系而非互惠关系，崇拜官员的权力而忽视政府回应个人诉求的义务；二是利用礼义伦理对最高统治者进行道德包装。中央政府并不直接表现为暴力垄断者的强悍面孔，而更多地体现为父爱仁政的家长权威品格。正是威权价值观中固有的对皇权的崇拜和对权威的服从，塑造了中国人的差序政府信任。市场化的发展削弱了威权价值观存在的基础。一方面，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各种不同的政治价值观被引入中国社会，引导人们重新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居民的政治价值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威权分化，集体主义价值观有所弱化。另一方面，市场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当人们的基本物质诉求得到满足后，都会追求公平、正义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有助于将中国居民从传统与世俗的权威中解放出来，造就一种解放伦理。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