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刘俏：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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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俏，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于2013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2014年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和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发表在《金融经济学期刊》《金融和数量分析期刊》《管理科学》《会计研究期刊》《经济学期刊》等顶级学术期刊。刘俏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应用数学士学位，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获得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并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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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至今，波澜壮阔，基本上完成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依靠投资拉动和要素投入，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高速经济增长。1980年至2015年，按GDP衡量，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近三十倍，超过6.2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例从1%激增到25%，中国三年消费的水泥超过美国过去一百年消费的总量，中国用占世界6%的水资源和9%的耕地，生产了全世界50%的钢、52%的铝和25%的汽车，等等。

发展经济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政府采取的地方政府分权模式有关。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的考核以经济指标尤其是经济增长指标为主（如GDP增长率、GDP总量等），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赛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市场竞争，起着激励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地方政府分权模式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制度，中央政府设计的考核指标赋予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整个制度架构非常符合经济学里的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理论。地方政府分权模式反映为地方政府在控制大部分经济资源的前提下，全权负责协调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授权，鼓励它们发展本地经济，鼓励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地方政府领导的升迁机会也同地方经济发展的绩效联系在一起。地方政府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地方经济分权是一把“双刃剑”。地方政府投融资活动极大地拉动了投资率，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显然有正面作用。但是，地方政府的增长主义倾向导致地方政府偏好上大项目、搞大投资、搞大国企、追求重化工业。然而，这些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的资本收益率并不高，而且占用了大量的生产要素，进而形成对民营经济的排挤效应。而地方经济分权带来的最大后果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现行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充满投资激情，强势介入经济生活。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长期不匹配，资金缺口除了靠卖地收入补充外，主要来源于地方债务平台的各种融资。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因为软预算约束的原因，资本收益率并不高；再加上对于任期的考虑，地方政府普遍缺乏较长远的预算规划。这一切造成地方政府普遍缺乏管理地方债务的意识和机制，短期行为泛滥。

可见，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实质是患了投资饥渴症的地方政府用金融做财政的事，但扭曲的资金价格使得金融无法充分发挥有效配置资金的功能，从而导致地方投资的低效率，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地方债现有管理体系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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