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是1931年6月生于南昌市算子桥，父母辈兄弟姐妹很多是个大家族，海外关系复杂，家庭变迁曲折。
1937-1945年，举家逃难在上海，大约10岁左右，我得了急性脑膜炎，幸亏邻居是一位留学德国的医师，半夜发现我叫得厉害，天还没有亮亲自送我去上海隔离医院，不然后果难料。
经过休学一年，又继续上学了。
我的一生总是在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这位医师就是一位。
1946年到南昌市豫章中学求学，1951年高中毕业，使我在德、智、体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一生受益匪浅，我爱好足球和短跑，1950年6月南昌市解放后的第一届运动会上，豫章中学足球队获得冠军，我是足球队副队长，我在运动会上获得200米第一名，我们学校5人获得单项运动总分第一名。
1951年中学毕业，我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
当时哈尔滨有四所学校在上海录取的新生，从上海到哈尔滨坐的是专列，走了3天3夜呢。
这一去就是6年，6年里没有回过家，就一直在学校学习，寒暑假几个留校同学出去打工或在老师指导下做采暖通风工程设计，补贴生活，工作能力也得到锻炼。
1952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始设置的专业名称是卫生工程专业,包括采暖通风和给水排水。
苏联专家来了，把卫生工程专业分为两个专业：
“供热、供煤气与通风专业”和“给水排水专业”，我选择了“供热、供煤气与通风专业”，决定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
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参加学生科研小组活动，后来在学习采暖课时，参加了砖墙火炉采暖实验研究小组活动等，所以对供热、通风实验设备和仪表比较熟悉。
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1957年上半年是我们班进行毕业设计时间，我是班上唯一不在学校做毕业设计，是在德国留学的徐邦裕教授指导下，在哈尔滨量具刃具厂进行毕业实习。
实习后，接着对该厂恒温车间的空调系统做改造设计，由此得到特批不在学校参加“整风运动”，只是每星期二回学校一天。
有一次回学校看大字报，发现我们班长写的大字报“江北六十四屯是中国的领土”，我看了就说“我箱子里有一本小学时用的地图，就是中国的领土”，我身旁的贵人没向领导汇报，而是提醒我，老老实实去厂里做毕业设计吧，不要卷入旋涡中去，这使我脑子清醒，避免了被打成右派。
本来班长和我一起内定到天津大学当教师，结果只好我一人到天津大学。
没有多位贵人相助，我的一生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其中一位贵人就是恩师徐邦裕教授。
1956年，天津大学土木系开始招收供热供煤气及通风专业学生，当时有三位教师和一位实验员，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
1957年，天津大学土木系成立供热供煤气及通风专业教研室，在哈工大进修教师全部返校，加上分配来的四位毕业生（我也是其中之一）组成教研室。
当时，凡是1957年新进学校的老师，都要到农村劳动锻炼一年。
因为我报到后，由于我对哈工大实验室比较熟悉，就让我负责订购国内外暖通空调仪器设备，我们专业不能不留人，只好把我留下接收仪器设备。
这时教研室和实验室大大小小的事都由我管，使我得到锻炼。
1958年我正式担任实验室主任，本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我带着3位实验员和3位临时工人，一年就把暖通实验室基本建立起来了。
然后，我不但负责实验室工作，还教一门课“泵与风机”，设计非标风机，与粮食部科研所合作研究散装粮食气力输送，社会上有专业会议我争取参加等，但是，1959-1966年间多次开展反贪污、反浪费运动，实验室首当其冲，每次运动来临，工作组首先把我的实验室钥匙收走，并要大家揭发我的问题，三天以后，什么问题都揭发不出来，把实验室钥匙还给我，同时，要我参加核心组工作，还要我在全系大会上带头发言，检查贪大求洋的思想（当时在全系实验室中购买国外仪器最多最集中）。
1966年文革开始，把我的实验室钥匙又收走，从此我就不再担任实验室主任。
文革中“复课闹革命”，我住在学生宿舍，并在宿舍里上课“泵与风机”。
1966年12月我还与十余名学生一起从天津步行到延安。
有戏剧性的是在1974年，我教“空调”课时，才上了两个星期课，碰到了学生要造反，要求教育改革,不能在教室上课。
这时一个班一分为二，我带十几个工农兵学员在天津市中国大戏院进行现场教学，上午上课，下午对空调系统进行改造设计，同时进行劳动，拆、改、建空调系统。
在我的小组里，有个学生叫孙敏生，后来她成为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暖通总工,并完成北京国家大剧院暖通空调等多项空调工程设计工作。
1974年开始研究太阳能制冰，1975年研制成功“连续式”氨-水吸收式太阳能制冷机，并在1975年在安阳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太阳能利用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报喜，并在1979年中国太阳能学会成立大会（西安）展览会上展出。
1976年我开始教“空气调节用制冷技术”课。
1978年我开始带硕士研究生，为了准备给研究生开“现代供热空调技术”课，收集国内外有关供热空调新技术资料，其中包括蓄冷技术方面资料。
1983-1986年担任暖通空调教研室主任。
1987年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并发言。
1991年我退休了，到1993年我就真正离开教学工作，但是，退而不休，一直从事暖通空调制冷学会的社会工作，并专心做“冰蓄冷”方面的调查和推广工作。
1985年11月，我在杭州的一次“空调节能”技术交流会议上介绍了国外“冰蓄冷”技术，当时的祝耀升听了，他很受启发，就开始和法国CIAT公司联系，从代理开始做起，接着做CIAT冰球蓄冷空调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