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很明确，这两大帝国彼此都不了解对方的文学。当然，把维吉尔和中国文学扯在一起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二者之间却有着某种共同的人性。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罗马文学在中国才多少为人所了解，这确实是历史的捉弄。1930年和1931年间，《小说月报》上开始刊登评介维吉尔及其作品的文章，1933年王力写的一本罗马文学史也随之问世。但是又过了二十多年才有人将维吉尔的《牧歌》
（
Eclogues
，1957年中文版）
从拉丁文译成中文。《牧歌》成了罗马文学的第一部中译作品，这倒是颇有意味的，对这一点暂且不论。我翻译的奥维德的《变形记》
（
Metamorphoses
）
出版于1958年，《诗艺》
（
Ars Poetica
）
出版于1962年，《埃涅阿斯纪》
（
Aeneid
）
则在1984年才问世。此外，我还译过塞內加的《特洛亚妇女》
（
Troades
）
，作为与欧里庇德斯的同名剧本的参照。近几年来，卢克莱修的作品有了译本，塔西图斯的《阿格里克拉传》
（
Agricola
）
以及普鲁塔克的作品也有了译本。但是同希腊文学相比，罗马文学在中译方面还远远不能得到充分的反映。荷马史诗，几大悲剧作家的作品，阿里斯多芬的喜剧，甚至包括米南达的作品，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或许还包括那些历史学家的著作，都全部或部分地有了译本。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其实井不复杂。主要是因为，在大多数欧洲文学教科书中，被片面地描绘为仅仅是希腊文学的模仿，毫无自己的个性。它充当了某种介于古希腊文学和现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填空的”或“附属的”角色。在文学课程设置中，讲授罗马文学要么仓促了结，要么干脆略而不提。我并不想对教师们求全责备，因为可以找到的译本并不多。但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人们往往认为罗马文学不那么吸引人，井且在本质上逊于希腊文学。希腊文学在许多方面
（史诗的故事成分、性格刻划以及悲剧的戏剧张力）
更富有感染力。而且罗马文学对于其后欧洲文学发展的意义并未得到充分的理解或把握，罗马文学本身的特性未完全显示出来，也末被识別出来。在我主编的两卷本《欧洲文学史》
（1964，1979）
中，尤其是关于罗马文学那一节，我试图在我可以利用的有限篇幅内给读者一个多少完整的概貌，同时，我也试图指出欧洲的这两种古老文学的差异。至于这一尝试有多少成功之处，我尚不知道。我认为，罗马文学的一个本质特性恰在于拉丁语及其表达方式。人们在开始欣赏这种文学之前，非得至少对拉丁语有些知晓。另一个困难则在于，对蕴含在罗马文学作品中的古罗马的历史、地理、宗教、神学和社会发展史缺乏了解。
但尽管如此，罗马文学对于有一定文化教养的中国读者，仍然具有或应当具有自己的感染力。那么为什么维吉尔的《牧歌》会成为罗马文学中的第一部中译作品呢？其一，这部作品篇幅较短。但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牧歌》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展现了乡村生活的理想化色彩，这种生活使人摆脱了焦虑和担忧。达些牧歌尽管涉及罗马的历史文物，又有着牧歌文学的传统
（吹笛，欢庆爱情，以及吃坚果、苹果和压得很紧的干奶酪，这些都是我们所不熟悉的）
。但其中仍可见出中国诗歌传统的一些对应特征，有时甚至在用词上也颇有相似之处。例如，在第一首牧歌中，两位牧羊人为可能失去自己的牧场而感到的焦虑，衬托出他们害怕失去的那种理想的生活：以草作屋顶的简陋农舍
（pauperis ettuguri congestum caespite culmen I，88）
，黄昏时分笼罩在群山的阴影之下的屋顶冒出炊烟
(summa procul villarum culmina fumant, /majoresque cadunt altis de montibus umbrae I，82—93)
。这些文字读来颇象中国诗人陶渊明的《归田园居五首》中的著名诗行：
在这两个例子中，意象都与情感密切对应——享受宁静和摆脱焦虑。两位诗人的实际生活境况也许十分不同。陶渊明是在厌倦了十年官场生涯之后写下那五首诗的，而维吉尔则是在被赶出家园后写下那些牧歌的。但他们所向往的那种理想生活都十分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