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国的总统举行如此隆重的仪式,欢迎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还要陪同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美国外交史乃至世界外交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事实上,美国人要举行这个欢迎仪式也并非一帆风顺。就在仪式举行之前,白宫外的草坪上还有人进行抗议示威游行,被警察镇压。而就在邓小平抵达美国的三天前,中国驻美临时联络处的玻璃窗被人打碎,门楣上的国徽被撬了下来,联络处的牌子被泼了油漆——警方调查后表示是美国激进组织成员干的。
卡特总统作为东道主,率先在演讲台上发言:
“今年,我们两个国家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两国关系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
后来,出生于1924年10月1日的卡特曾专门回忆过当初的那一刻:
“我当时非常激动,因为这在我国历史上将是一个转折点,也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可能是世界的。我们已经和中国人疏远了30年,中国成立的时候,恰好是我25岁生日。”
而邓小平也做了发言: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地区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无疑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今天,世界很不安宁,不仅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而且战争因素在显著增长,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维护世界的安全,和平和稳定。”
在欢迎仪式后的会晤中,卡特表达了对邓小平的“心有余悸”:
1949年4月,他服役所在的美国第七舰队正承担为国民党运兵粮的任务,当时正在青岛的他如果撤退不及时,就会成为邓小平三野部队的俘虏:
“如果被俘虏,那不是您成为我的客人,而是我成了您的客人了。”
邓小平闻言后哈哈大笑,他含蓄地纠正了卡特的记忆错误——当时他已经去参与指挥渡江战役了
(而且他之前是二野的政治部主任)
:
“那时候我们百万大军,正准备横渡长江呢!”
可能是为了“安抚”卡特,邓小平请人拿出了专门带给卡特总统的礼物:一座精美的双面刺绣的屏风,上面绣了一只活灵活现的白猫。
当天晚上,卡特特地安排了国宴招待邓小平一行,布热津斯基对美国媒体表示:
“这可能是卡特总统任期内准备得最精致的晚宴。”
如果要说晚宴菜品,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惊人之处,主菜是每磅3.05美元的牛肉,但美方确实还是花了不少心思,比如席卡上的汉字是专门请人用毛笔写的,桌上摆的花卉是山茶花——因为它起源于中国,美方就专门让人从佐治亚州空运了过来。
那天的晚宴还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见到尼克松后的邓小平非常开心,说: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您,您访问中国的时候,我还在南昌郊区的一家工厂里做工,得知毛主席请您来访问,我是很高兴的。中国人不会忘记老朋友。”
与邓小平同桌的美国著名影星雪莉·麦克雷恩告诉邓小平,说她几年前访问中国农村时,曾经问一位正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大学教授,到乡下干活是什么感受?雪莉说,这位教授回答他很高兴与贫下中农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可学到很多东西。
刚才还谈笑风生的邓小平脸色马上严肃了起来,请翻译告诉雪莉:
“这位教授在撒谎。在‘文革’中,无数知识分子下放农村,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当然,邓小平访美并不只是为了来吃饭和看节目的。
在访美期间,邓小平和卡特进行了三次会谈。会谈的内容当时是被保密的,但从后来美方解密的内容来看,双方的会谈内容主要是围绕中美两国应对苏联威胁的共识展开的,其中包括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美苏关系的讨论和沟通。
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邓小平向卡特透露了针对越南的霸权扩张,中国准备开展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决心,希望美方能从“道义”上给予支持,防止苏联的干涉和“惩罚”。
按照美方的资料显示,总统卡特一开始是反对的,但邓小平没有反驳,只是强调“行动会非常有限”,“必须给越南一个教训”。
1979年2月17日,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
反击战期间,美国并没有推迟财政部长卢门撒尔的访华行程,并向苏联传达了“保持克制”的外交照会。
卡特曾表示,希望中国方面不要限制中国人向美国移民,邓小平爽朗答应:
“好啊!如果你完全不介意我们送1000万中国人到美国来。”
卡特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事实上,在邓小平访美的晤谈对象名单中,一直积极推动与中国建交的卡特总统绝非障碍,真正的考验,来自那群反华的美国国会议员——
1978年,卡特是在没有征询国会意见的情况下与台湾当局断交的,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为此还将卡特告上了美国最高法院,罪名是“叛国罪”。
1月30日,邓小平来到了国会山。
在来之前,邓小平就被告知,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依旧只愿意称呼“red china”
(红色中国)
,而不愿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号。
不过邓小平还是心平气和地走进了国会大厦。他甚至在之前公开表示,如果我在国会大厦遇见那位戈德华特议员先生,我会邀请他访华——不过戈德华特知道邓小平要访美后,已经借口回老家而避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