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刚：告别帝国后，“家财型财政”的身影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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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此书中，您用“家财型财政”一词来总结到达现代性之前的中国财政历史，是否可以说，财政是对于“家国同构”，这一中国古代政治根本特征的直接脚注？

答：你说的很对，家财型财政这个概念的确与帝国建构过程中的家国同构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我的理论体系中，帝国是以土地为支撑点而建构的，君主因对土地拥有所有权而获得对土地上附着人口的统治权（即打天下者坐天下），这种在帝国时期以所有权与统治权合一表现出来公共权力形式，我把它叫做君权。在现实中特别是在古代，最接近于这种权力形式的就是家长权力（家长因为对孩子的所有权而拥有统治权）。因此，中华帝国的建构与治理，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模仿了家庭。“化家为国”和“化国为家”两个通俗的说法，就体现了这样的关系。“化家为国”，是指以君主为代表的家族，用自己掌握的巨大的力量征服了社会，并对其进行塑造，创造出服从与秩序，完成从“家”到“国”的转化；“化国为家”，是君主治国遵照当时社会中最具合法性的宗法原则，自居为万民之父，模仿治家方式，以对待子女的方式来对待万民。

帝国时期的财政，正是在此基础建立起来的。帝国君主拥有天下所有土地的产权，再以恩惠的名义将土地配置给民众使用，以此取得对民众履亩而税的合法性。在此方面，有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是，秦统一天下以后下令“黔首自实田”。它意味着，原来土地是什么状况通通不管，现在实行的是“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全国的土地都归君主；出于皇帝的恩惠，老百姓可以自行占据土地并使用，但要到官府去登记并按土地数量缴纳田赋。这就是我命名家财型财政所体现出来的帝国现实。

理解家财型财政这个概念，我想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要点值得注意。

（1）这是一个财政类型的概念，有自己的特定含义与使用空间，并不完全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脚注。我把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国家或者君主拥有）财产收益的财政归为一类，称为家财型财政。这样就可以将西欧封建国家、中华帝国和1978年之前中国的财政都包括进来。在这一类型的财政中，政府财产收益虽然名称上只是一个，但用今天经济学的术语衡量，来源是多样的，可能来自经营利润或转让收益，也有可能来自市场租金，但更可能来自源于垄断地位的垄断租。正因为主要成分可能是垄断租，所以此类财政中的“敲剥”行为，往往与专制政治相伴而生。

（2）这个概念本身是中性的。有学者说家国同构以及其中的财政制度，常常带有谴责的意味。这样的谴责当然是有道理的，也是这一财政类型所包含的特征或者说发展的一种后果。不过，我在使用时并没有谴责的意思。我觉得，这样的财政类型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对它的利弊得失需要探究，到某个历史阶段后也确实需要超越，不过没必要一味地谴责。比如我在书中说到了帝国家财型财政制度的一些优点：对外能集中资源有效应对外来入侵，对内能发挥小农家庭生产积极性而实现效率；君主拥有对天下土地的产权，承担了今天主权一定程度的功能，保证了中华共同体的完整，为维持长期的统一与和平奠定了基础；君权是所有权与统治权的合一，君主为了自身利益而承担起管理的责任（有点像私人企业中所有者与管理者合一表现出来的情况）。

问:虽说是“家财型财政”，但在您的论述中这三千年间的财政史，并非王权或皇权下的铁板一块，来自中央政府自下而上的正式财政机制和地方的非正式机制之间补充、配合、兼并的博弈是相当精彩的。不同于前辈学者所归纳提出的“黄宗羲定律”的悲观，您提出了“财政中兴”这个概念，认为从第一帝国的“舍地而税人”到第三帝国的“税地”，双轨制仍旧是螺旋式上升，是在不断成熟的，接着您又转笔写道，因为君权和公共权力的对立，双轨财政不可能成为现代性财政，那么，中国财政通往现代性的道路，是否注定要更多的建立在外部的客体性之上？正如您在书中指出，王安石变法可为晚清财政转型的先声，在生存威胁和外部启发之下，才得以开启现代性之路。

答：你问的问题，也是一百多年来始终焦灼着中国人的大问题：如何将中国变成现代国家？对这个大问题，我只能就自己的阅读与思考做一点简单的回答。

首先，正像你看到的，我并没有将中国古代的政治与财政看得很黑暗。相反，我认为中国在帝国时期包括财政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构建得很不错，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同时期帝国中最为成功的表率，它为共同体生存、秩序与和平的维持、中华文明拓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这本书之所以采用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第三帝国这样由黄仁宇先生创造但在国内仍显得有点怪异的名称，就是想避免过去按王朝叙述财政史而人为添加的循环感，试图显示出帝国制度不断有机成长的过程。不过，曾经的成功不代表它永远会成功。帝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暴露出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

比如说，帝国依托于君主的土地所有权建立统治权，用君主对个人及家族的关心激励并约束他为公共利益而治理天下的行为。但是，越到帝国后期就越能感受到，君主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伤害。帝国这一类型当然还有其他的内在矛盾，比如我在书中概括的帝国财政的三大悖论（官僚阶层既支撑帝国又损害帝国；非正式收入体系既保障正式收入体系又损伤正式收入的基础；工商业经济发展既依赖于特权又受损于特权）。帝国财政中的矛盾，有许多经过改革可以缓解并使制度呈现出成长的态势，但也有一些根本矛盾在帝国制度框架内是无解的，甚至会越来越严重。这样的内在紧张关系事实上是中国必须走出帝国的内在动因。所以，中国走向现代国家，虽然离不开外部条件，但不能不看到我们内部存在的根本动因。一块石头，来自外部的压力只会使它破碎却无法让它转型；一个国家，只有在具备了内部依据的前提下，才可能在外部压力下开启现代化之路。

《财政思想与经典传承 》

其次，在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发展呈现出此起彼伏。暂时的领先不能说明具有先天的优势，甚至一个阶段的不成功反而可能是下一个阶段率先成功的原因。我想在面对生存风险与未来的不确定时，人类总是分散地寻找更优良的制度来加以应对。有的民族率先找到成功的制度，其他民族跟着模仿，这样人类才能获得最大的生存可能性。那个首先成功的民族，当然有某些必然性因素，但恐怕也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因此，不能说成功的民族就是天选之子，或者说具有某种文化的甚至种族的基因优势。我们过去解释西方的成功，总觉得它完全是内因驱动的，有其必然性。但维克多·伯克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告诉我们，西方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来自诸种外来文明不断冲击塑造而成的，具有偶然性，至少不像我们想象地那样具有必然性。

最后，我想说的是走出帝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动力，蕴含在每一个帝国内部，但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顺利地变成现代国家。事实上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中，只有20多个真正称得上是成功的现代国家。之所以如此，用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的话说，是因为必须要经受“开颅剖腹般手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提出过一个“自然国家”的概念来说明。他的意思是，能够富裕起来的现代国家，都是权利开放的国家，民众能通过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来约束掌权者的权力，但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是不自然的。自然的国家是，设计精英特权，降低经济和政治的竞争，但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成为成功的现代国家。打个比方来说。健康的成年人，按道理都应该能练出腹肌；可是，吃那么大苦练出腹肌是不自然的，所以这世上没几个人有。正常的国家，按道理都应该可以成为现代国家，可是通过开放权利实现国家现代化也是不自然的，所以世上也少见成功。就我阅读和思考的范围所及，如果一个国家幸运地拥有以下三个条件，那它走向现代国家就会比较顺利：（1）底层民众及组织的抗争与努力：毕竟自己不争取，权利永远不会从天而落；（2）政府及领导人的开明和适时的让步：没有这样的开明与让步，一个国家就可能陷入政治僵局甚至动荡，痛失发展的机会；（3）有一个基本的谈判协商机构存在：这样就能有一个场所让民众与政府就相关问题交换意见，让各种社会力量发表议论、提出要求，并和平地解决争议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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