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广场协定后十年，美元兑日元从1：240三年内跌至1：120，之后三十年以1：120为中心波动，一度触及1：80。日元大幅升值促使日本政府采取了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引爆了后来泡沫经济破灭。而中国政府自去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持汇率稳定，尽力避免通过汇率波动来调整贸易。
从上述角度来说，笔者认为，中美不会重蹈美日之间贸易战的覆辙，回旋的余地可能会更大。
有观点认为，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只是耍花腔，对中国2025制造业涉及到的领域如高性能医疗器材、生物制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产品和高铁装备等征税，而考虑到这几类中国并不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强项，更不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主要商品和服务项目，因此
美国贸易战是放空枪，主要针对技术转让问题。笔者希望此言成立，但情况未必如此乐观。
这涉及到问题的关键，
特朗普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一种解释是选举的制约。由于去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再创新高，今年年底美国议会中期选举，特朗普为赢得选民支持，以贸易战要价，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还有另外一种担忧，就是特朗普此举是对中国全面反制的开始，不仅贸易领域，美国大打台湾牌、朝鲜牌，对华鹰派人士全面上位，说明对华将展开全方位的强势抑制。甚至更为深刻的一种观点是，这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体现，无关乎特朗普，甚至未来无论谁出任美国总统，紧张情绪都将延续。
实际上，上述担忧早在几年前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便有所涉及，2015年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便在发展论坛演讲中指出的，
中美摩擦背后的实质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突”，
笔者同年发表《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外交“常态”》一文，做出了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着增强，中美未来不仅仅在传统的安全领域，就连一向被视作中美利益交汇点的经济领域，两国摩擦也将持续上升的预判。
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就断言美国出招是虚晃一枪过于乐观，当然，也不应反应过度，没有逻辑的出牌。虽然特朗普真正的底线在哪里尚难知晓，或许只有通过以战促谈，通过打出来、才能摸出来。但笔者认为，无论怎样，
坚持守住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不动摇，在应对策略上，软硬结合，审慎选择回击标的，并以同等程度的回击为宜，
争取在WTO框架下寻求解决途径，并在全球范围内，争取越来越多的支持自由贸易国家的盟友。同时，加速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加强环境、知识产权、劳工保护，完善法律与监管等应是始终坚持的策略。
如今看来，中国的应对也并未偏离这样的方向，是值得欣慰的。
例如，刘鹤在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以来，首次与美国财政部长通电话时便提到，希望双方保持理性，共同努力，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央行新任行长易纲在谈中美贸易时，表态做好自己的事，对市场风险，要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化解。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也提到未来重点将会对金融、电信、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扩大开放，在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方面对外资的股比限制也将进一步放宽，甚至取消。
总之，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与特朗普在北京会面时提到的，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巨大收益。
我们希望特朗普此时扣下贸易战扳机是虚张声势，但也要为美国对华策略发生重大改变的局面有所准备。如今美国政治上对中国强硬的势力越来越壮大，如美国新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白宫全美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Peter Navarro）、以及新晋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等，都是鹰派代表。在笔者看来，越到这时，越需要强调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的重要性，以避免突破这一屏障将矛盾升级为全面对抗。
中美贸易战：不怕打仗，但要算好大帐
随着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开出历任美国总统都不曾开出的最大一笔贸易惩单，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全球股市用大面积急速跳水作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反应。
大家都在算账
这个周末各方都在评估和猜想，算各种各样的账。
算法比较激烈的说，这可能是一场史诗级贸易战、制度战、两种文明之战、意识形态战、体制战、旧霸权与新力量之战、新冷战、遏制战、围堵战、零和游戏战，等等。3月22日被看作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如中美彻底开战，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复苏进程将逆转，中国GDP增长在严重情况下可能下降两个百分点。
反应相对平静的，认为这就是一场贸易争端，且目前并未失控。从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前的讲话看，他谈的是生意而不是其他，生意总是你来我往，先漫天要价再逐步妥协，谈上几个回合，慢慢消停。双方都经不起把贸易战当成杠杆，撬动全面对抗，激发关系雪崩，世界也承受不起。
特朗普是个商人，他肯定算过账。
他要替美国国内的全球化loser（利益受损者）出气，那些从倒闭的工厂中走出的失业者是他选票的重要来源，他要替共和党内的建制派说话，这些人长期对中国的人权和制度不满，也需要一个发泄口；他还要转移由于Facebook用户数据泄露激起的对“通俄门”的新的注意力。最后，作为总统，美国逆差的一半源自中国，如果不能有所作为，缩小逆差，加速投资和就业回流，那完全不符合他竞选时的纲领。
美国在给中国算账。
你们每年有几千亿美元顺差，历史上从未有过；你们对制成品征收的关税都高于美国，再加17%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远高于美国；你们的知识产权有严重问题；你们没有很好遵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很多承诺。所以，我们很可能向你们的信息技术、机器人、高铁、新能源汽车等支柱产业加税施压。
中国也在给美国算账。
我们廉价的商品帮你们省钱，避免通胀；你们商品贸易逆差，服务贸易却有很大顺差；贸易逆差不等于利益逆差，我们大量顺差来自外企，如果利润在未来汇出，我们反而会产生资本项下的很大逆差；你们要提高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和中间品的关税，会增加你们很多产业的成本，降低竞争力，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也在算账。
一笔是美国历史的账，看美国的关税政策是怎样演化的；一笔是中国的帐，特别是“外账”后面的“内账”。算完账，我的观点也就出来了。
美国历史上长期是关税保护主义
美国建国至今，在贸易领域绝大部分时间都奉行保护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的政策选择，主要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美国立国之初有过一场“杰汉之争”，发生在主张农业立国的国务卿
杰斐逊
和主张工商立国的财政部长
汉密尔顿
之间。杰斐逊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各国应互通有无，“解除使商业陷入困境的条例、关税禁令及一切管束”。但
他之所以坚持自由贸易，根本原因是为了农业主们的利益。
他说，拿农产品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和制造品、奢侈品进行交换，好处在于，农产品是供大多数人用的，制造品、奢侈品是少数人用的，因此一旦中断贸易，对工业国打击更大，因为涉及的人口更多。若农业国实行“禁运”，中断对工业国的“原产品”供应，会成为对付工业国的一种有力武器，虽然同时也会对美国带来一定影响。
汉密尔顿主张发展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能带来比农业更复杂的分工和更高的效率。为了保护新兴工业发展，他主张对进口制造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对本国的原料生产和加工工业给予直接的财政补偿。他说，最重要的是保护关税制度，它一方面可以阻止外国产品的大量输入，另一方面又可利用征收来的税款奖励国内制造业，一举两得。
汉密尔顿代表的是工商业利益。
1785年4月，波士顿商人和工匠召开联合会议，强烈要求限制进口、阻止贵金属外流和保护制造业。同月在费城，市镇代表大会决定，“应该通过绝对禁止进口或通过征收充足的关税，打击与邦联制造业品相竞争的外国制造业品的进口”。
当时美国工商业的保护主义流行，也有一个重要外因，就是英国的重商主义和商业垄断的压迫。国父之一的约翰·亚当斯有句名言，“必须以商业垄断驱逐商业垄断、以禁止政策回击禁止政策”。麦迪逊表示，尽管本人希望实行“完全自由的商业体系”，但“面对外国针对美国商船、水手施加的障碍和歧视”，美国“必须遏制、抵制这种歧视”，“采取报复性贸易规则乃唯一选择”。杰斐逊也提出，“除非其他国家同样对美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否则美国必须同等地以限制性商业体系对待外国；美国应该通过征收保护性或禁止性关税，或禁止进口，或报复和反制外国针对美国的重商主义政策”。
从建国起，报复性和反制性就是美国重商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也是一种为了“促进美国与外国缔结公平互惠的国际商业条约”的筹码。
“互惠”
（reciprocal）
一词特朗普这次说了好几遍。
互惠政策成为美国保护主义的工具，最典型的时期是1881到1885年切斯特·A·阿瑟总统任内，这位共和党总统决心使所有的谈判都是严格的互惠和双边的，如果贸易伙伴歧视美国产品或者不向美国产品提供关税减让，那就取消给对方的任何单方面关税减让；而且所有互惠条约中插入附带的条款保证：关税减让将不给予其他国家，不论其地位如何，除非它们满足美国规定的特殊条件。
表1是美国建国后几十年一些产品关税的税率表，可以看到，关税一直在提高。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第一部关税法的平均税率不超过8.5%，由于英国工业制成品大举进入，严重威胁新兴产业，在1816年定型的关税法中，大大提升了税率。这一趋势不断延续，如1890年的《麦金莱关税法》规定应税产品的平均税率为48.4%，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率提高到55.3%。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除了1913年威尔逊总统通过《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将一般商品关税降低了10%，美国所有的关税法体现的都是保护主义态度。威尔逊之所以亲自到国会演讲推动关税改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产值已是世界第一，要更多地开拓海外市场了，威尔逊说“现有的关税制度切断了我们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使联邦政府成为私人利益集团手中的便利工具”，因而必须改革。
二战后美国霸主地位离不开开放市场
美国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一直到
富兰克林·罗斯福
总统和国务卿
赫尔
任内才终止。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是一个里程碑，再到1947年美国带头签署《关税贸易总协定》，从保护主义走向了自由贸易。这一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逼无奈。
1930年的美国关税法让所有贸易伙伴国深受其害，比如瑞士进口到美国的钟表量一年内下降了48%。各国纷纷加强贸易壁垒，指向美国。瑞士政府和媒体号召对美国产品进行抵制；法国恢复对美国的进口配额制；西班牙和加拿大通过了新关税；英国1932年通过《进口税法》为本国工业建立全面保护制度，并和英国的自治领、印度等英殖民地签订《渥太华协定》，规定英国和其自治领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但对从美国进口的全部产品施加高关税。由于英国的报复，免税进入英国的美国产品占美国出口的比重从1930年的70.5%降至1932年的20.5%。
1930年美国关税法带来的恶果，是1933年世界贸易总量降低到1929年的70%左右，美国自身的出口额也从1929年的51.57亿美元降至1932年的15.76亿美元，也接近70%。
可见，让世界都受伤，自己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构建了贸易自由化、美元中心化的国际经济秩序。其霸主地位的获得，和打开市场、降低壁垒是分不开的。美国向全球输出秩序和对全球打开市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一旦出现威胁，美国仍会向重商主义倾斜，如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1985年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定》，要求日本限制汽车出口和半导体出口数量，将一部分汽车工厂建在美国，1988年通过《综合贸易法案》，等等。
从美国关税演变的历史看，在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领头羊之前，贸易保护色彩很浓，习惯于高关税、报复性和惩罚性关税，甚至拒绝让那些被认为是
“不公平贸易”
的国家的产品入境。二战后，美国推动了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并让很多国家和地区受益，促进了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增长，从上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日本，到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80年代的中国沿海开放地带，都大大受惠于自由贸易的进程。贸易自由化符合美国的总体利益，但从结构上看，也有一些产业和人群很少受益，乃至受损，这一矛盾在中国入世后日益突出。中美贸易战并不是新事物，小的摩擦从未停止过。
算算中国的账
1979年中美建交，当年7月就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规定两国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相互提供便利。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向中国开放。
按照中国海关统计，197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24.5亿美元。38年后的2017年，双边贸易总值达到3.95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其中中国对美出口2.91万亿元，自美进口1.04万亿元，对美贸易顺差为1.87万亿元。
中国对美国有如此大顺差，可以有很多解释。我尝试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即
中国是依靠强大的企业家精神，以及不逊色于美国历史上的强烈的重商主义，实现了出口的高增长。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日前在公司2017年度业绩发布会上回应中美贸易摩擦，他说：“贸易是你愿意买，我愿意卖。你也有好处，我也有好处，才能成交。美国要买东西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美国有需求又不会生产；二是中国愿意卖给你。你不是救济中国，是中国在卖给你产品。你很喜欢这些产品，这些产品卖的便宜。美国要增加关税，20%不够就40%，50%我也支持。因为不赚钱的话我不会卖给你。”
曹德旺的话很朴实，但道出了生意的本质。当美国放弃生产某种产品时，就是在选择逆差。不选择来自中国的逆差，就选择来自别的经济体的逆差。相比而言，中国的逆差可能是“最好的逆差”，因为中国产品性价比最高，美国得到的消费者剩余最多。
那为什么是中国，能生产出又让人喜欢又便宜的东西呢？靠的是曹德旺这样的不计其数的企业家。他们的工作时间、强度、耐受性、服务客户的精神，岂是今天的美国企业所能比拟的？
欧美国家老是抱怨中国不开放市场，事实上，如果一个个行业去研究，在开放环境下，中国企业赢的概率也很高。一位外资产险公司高管曾对我说，中国目前有80多家产险公司，外资有20多家，但市场份额一共只有2%，还有1%是安盛收购中国的天平保险获得的。他说，有些情况属于“猫腻”，外资玩不了，比如车险领域和4S店的复杂勾兑。但总体上，还是因为中国公司成长快，响应市场的速度快，学习的快，而且更加拼搏。
广泛而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是解释中国增长和中国顺差的不二法门，绝不会错。但还不够。还要加上重商主义的文化和政策，也就是重视出口、喜欢顺差、注重财富积累、重视加工制造业对就业带动作用的一整套安排。
对外高关税，对内出口退税，提供各种政策优惠，进行汇率管制，还有劳工，他们付出了欧美劳工所无法想象的血汗努力和工作时间，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中国的出口奇迹。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中国
“外账”
的巨大顺差，来自
“内账”
的低成本加超常努力。而重商主义政策，加班不加薪的劳动力，对环境消耗代价的忽略或少计算，这都是保持“低成本”的条件。
中国如何和美国打贸易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我的理解看，中国更应该关注“内账”。一方面是最大化地调动企业家、创业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是具体做生意、做产品和服务的人，保住这股力量就保住了我们最重要的资产。历史上有过很多贸易战，市场的动荡危机也不是一次两次，但企业家总有办法应对。要相信企业家。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思考，新时代究竟需要怎样的重商主义？传统的重商主义要不要调整？正是在各地的重商主义政策刺激下，导致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出口价格战自相残杀，成绩是突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要素价格是扭曲的。这并不是好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中国如何有所作为？
从“内账”的角度看“外账”，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而不是一味追求高顺差高外储，则中国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有三：
一是校正过度重商主义的倾向。
减少微观干预，顺应要素的市场化定价和流动的规律，倒逼中国企业从成本依赖转向创新驱动。这样就能减少低价值、高消耗的一部分出口，不仅相应地减少对美国的顺差，也让渡一部分市场空间给新兴经济体。中国货物出口占全球货物出口的比例已经非常高，不可能这样一直下去。退一步，减一分，反而可能海阔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