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炒一套房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实体经济公司数十年的努力。“上市公司买房救公司”、“两个有房产的人结婚相当于两个上市公司的合并”、“为了买房,一个老太太结婚数次”等等新闻报道,一直充斥着新闻媒体。
确切地说,住房在中国已经远远超出其“居住”的自然属性,而涉及到个人、家庭、集体、道德伦理等等方面。历史地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住房,能够像中国那样牵动着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
如果要避免房地产的破灭,就必须有伤筋动骨的变化。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那么伤筋动骨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本身了,而很可能是整个中国社会。
中国房地产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房地产本身的问题,而是城市体制问题,是城市化模式问题。由于中国政治和行政体制的特殊性,优质资源高度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在优质资源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所有意在促进社会进步的改革显得“违反”人性,从而变得无效,甚至失败。
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因为一线城市太大了,人太多了,需要减少人口,因此很多城市都在出台驱赶没有城市居住权的人(往往是农民工和穷人)的政策,但问题在于穷人最需要交通便利、能够找得到工作的城市。例如,城市的医院太拥挤了,但问题在于只有在城市才能找到好医院、好医生,老百姓为了一条命而到城市找医院和医生是人性所趋。例如,城市里的学区房尽管已经太贵了,但房价还是拼命往上涨,这只是因为城市的学校太好了,人们只有把自己的小孩送入这些学校,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这些年来,国家的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城市,而很多二三线城市则得不到应当有的资源,更不用说是乡镇了。大城市越来越富,中小城市越来越穷,城市间的差异,便是利益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的反映。
如果这个逻辑不改变,那么结果必然是整个国家的发展会变成几个大城市的发展,即围绕着北、上、广、深几个大城市。
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了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严重失衡,现在在努力改变这个失衡。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样,房地产问题并非房地产本身所引起,而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所致。因此,通过管控房地产(例如限购)已经不足以实现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平衡,更不足以促成社会均衡的进步。要改变房地产的严峻形势,必须做一些大的改革举措。
大城市集中了过多的优质资源,不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而且使得改革不可能。政府先行,要把一些政府机构搬到二三线城市。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也可以搬离大城市,走向二三线城市。优质的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机构可以在二三线城市设置分支机构。(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