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版四次，一本好书长青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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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之所以是一部出色的宋明理学史，原因在于，在历史叙述的背后还隐含着作者对宋明时代儒家哲学及其文化的总体判断，对宋明理学的缘起、开展及其定位等关键问题有必须推翻陈说而进行重构的敏锐意识。1980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开始规划《宋明理学史》，至80年代中期出版了上下两卷，共130余万字，这部断代史可谓“建国以来这是第一次”（见该书“后记”）。然而，由于它将宋明时代定性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并且本着“思想是社会的反映”这一机械唯物论立场，故在总体上认定宋明理学是后期封建社会没落阶段的思想反映，于是，哲学史基于自身的观念链条而有不断深化推进之可能的历史发展观反而被完全忽略了。

陈来受当时国际史学界认同的“内藤假说”——即“近世说”的思想影响，指出唐宋之际的文化转向是中国“近世化”过程的一部分，认定这个近世化的文化形态是“中世纪精神与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中间状态”（第19页），正是在此意义上，理学不应被视为封建社会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或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观念体现，而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基于这样的历史定位，我们才能对理学有一种“平实的同情了解”（同上）。以上这些说法，出现在第一版“引言”中，充分表明作者在动笔之初便已形成了清楚明确的问题意识，这显然是针对上述《宋明理学史》尚有“时代烙印”的“教条式历史唯物观”而发。在2003年第二版的“序言”中，作者则更为鲜明地指出：“经历过机械的历史唯物论在解释历史上的失败，在新儒家的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大多数已放弃对宏观的社会历史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s）的追求。更倾向于注重对‘思想’本身的细致研究，更注重思想家的精神追求、价值理想、哲学思考、人生体验”（第12页）等具体的哲学、思想、文化等问题。

为什么本书在这一基本问题上立场如此鲜明，显出与当时其他论著的重要分歧，我认为关键在于作者对于老清华、老北大注重哲学观念的辨析与文献经典的解读这一传统抱有自觉的承担意识，也与其对朱子学和阳明学已有深入的哲学研究经验有关。也正因此，本书对“宋明理学的正名”及其“内容”和“定位”等基本问题提出了富有新意的重要见解，开篇便开宗明义地指出：与历史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文化批判虽有其合理性，但值得警醒的是，近百年来对儒学及其价值的批判往往陷入“人云亦云与不求甚解”的境地，以致于“心态的不平衡与运思的片面性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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