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正是困境所在。我遭受的强奸，大体上与他人的遭遇无异，却唯独我自己无法接受它。自事件发生后，我一直企图在自己的人生传记里找一个角落，把它塞进去，如同其他重要事件一般用特定的标题隔离开来（出生、校园时代、第一份工作、强奸、大学、研究……）。但它拒绝待在那个角落。时至今日，它仍旧改写着我人生的程序，仿佛是恶意的网络插件，弹出一个个窗口覆盖全屏，怎么关闭都来不及。跟大部分人一样，我也经历过其他的犯罪：抢劫、盗窃、轻度袭击。谈及那些事件时，人们通常能描述一个
“前因” 及
“后果”。坏人被认出来了，后来给抓起来了，或者没有。要么失物重归，要么保险没白买。喝醉的跟踪狂开始歪七扭八地跳舞时就被酒保踢了出去。只有这次事件不同。受某种无法解释的时间恒量定律影响，强奸永远定格于发生的那刻。
我猜想，对于其他受害者来说，这同样成立——尽管，自从被强奸之后，我就不再轻易跟别人谈论个人经历是怎样的。我也很难解释它为何如此难以启齿。不管怎么说，在我的生活当中，还发生了其他重大事件：有的美好，有的恐怖。仅仅这一晚，为什么就只有这一晚，我没有办法把它丢到它该去的地方呢？为什么它不能只是一次已经过去的不愉快事件，而我幸存了下来，克服了痛苦呢？
我得到的结论是，强奸（起码指我经历的强奸事件——尽管大多数强奸事件也如此）不允许事件和经历者自身有分离。强奸是一种知识，但不是那种对你（或者对其他人）有什么好处的知识。被强奸的时候，我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产生了一些认知，但我宁愿从未发现它们。我成年之后的生活，基本上都笼罩在那些知识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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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十八岁。毕业后第二份工作是在一所师范学院，当一名孤独的保安。上六天，每星期五休息。夜晚，我会拿手电筒在七公顷大的校园里巡逻，带着只一上狗链就要咬我的狂犬（后来它终于被领走了）。上班时间很长，薪水低得可怜，但我喜欢这份工作带来的责任。
一个下着雨的二月晚上，恰逢我休息。有个熟人的牧师打电话到我家，留言给我母亲，说让我去教区小屋，他在那儿开集会。我平日里跟他说过话，却是第一次收到邀请，也好几个月没跟他打过照面了。他是我学校的默认牧师，经常举办一些精神静修。在我高三那年，许多年纪大一点的学生经常过街造访他家阁楼客厅。他的音乐收藏在邻里间很出名，几乎足以开一个小广播电台。年近四十岁，他性格刻薄，愤世嫉俗，伶牙俐齿。我们都觉得他平时喝得有点多。他也清楚地告诉过我们，若是谁想来享用他家的酒窖，大可尽兴，无需顾虑。不过，很少人接受他热情的邀请。
我到时刚过九点。派对有些令人失望。另一个牧师和学校的几个朋友已经到了，其中三人拘谨地坐在炉火旁，表情寥寂。我发现其他人躲到了一旁的厨房，并企图赖在那里越久越好。我们知道，主持人牧师的心情一般根据他饮酒的状态起伏不定。我到的时候，他已经明显大醉了，站在炉火边，手里挥舞着几瓶威士忌，嘴里念叨着他一贯的反梵蒂冈综艺。我们都听过了，还听过很多次。渐渐入夜，他的手也挥得越发疯狂，眼睛越发呆滞，举杯的频率越来越高。一个比较精明的朋友看到了危险的信号，主动担起调酒的责任。时至午夜，牧师似乎并没有发觉（也不在意）我们递给他的酒不过是沾了一点琥珀色的水。
强奸是一种知识，但不是那种对你（或者对其他人）有什么好处的知识。被强奸的时候，我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产生了一些认知 —— 但我宁愿从未发现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