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80年代以后，国内吐鲁番学研究正式起步，其标志性事件为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出版。在时间上，该书的出版时间也与荣氏投入吐鲁番研究的首轮时间段大致相符。唐长孺先生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平装本自1981年开始陆续问世。这批文书是中国考古队于1959-1975年在吐鲁番地区考古发掘所获出土文书的整理结晶，对吐鲁番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然而，诚如荣氏在本书序言中所云，《吐鲁番出土文书》平装本直至1991年全部10册方告出版完成，且10册平装本实为录文初稿本，1992-1996年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4册图录本才是最终定本。此外，限于时代条件，书中为黑白图版且清晰度稍显不足，录文也有改进空间。
荣氏于1984-1985年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跟随许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进修，期间深感资料之不全，而未能完成新出吐鲁番文献的介绍。尽管如此，书中《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唐蒲昌府文书》一文，实为其1985年2月7日于莱顿完成之作，介绍了此前辽宁省档案馆新披露的六件唐代蒲昌府文书。这些文书虽早在1981、1982年就已公布，但“或许是由于用了较后起的名词‘档案’来称唐代的‘文书’，亦或是因为图版不清，录文残缺不全的缘故”（第267页），并未引起吐鲁番学界的注意，荣氏遂重新对其进行细致过录并解读了其中历史细节。这说明荣氏当年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之外，也对其他新出吐鲁番文书下过功夫。可见，早期吐鲁番学研究实则要滞后于吐鲁番文献的整理工作。这既缘于学术信息的交流不畅，也因文献披露与整理仍处于起步阶段，图版、录文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这或许是荣氏虽对吐鲁番文献投入了大量精力，但成果仅有《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唐蒲昌府文书》与《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两文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世界范围内吐鲁番文献的调研与编目，成为推动吐鲁番学研究的又一重要途径。继唐长孺先生后，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書集成》、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陈国灿与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十一卷等整理成果相继问世。或许受施密特或藤枝晃等海外学者的影响，荣氏第二轮吐鲁番学的研究目光与工作重心，转向海内外吐鲁番文献的深入调研与编目，旨在推动学界更加充分地认识与了解以往被深藏高阁的吐鲁番文书。
自1984年荣氏赴荷兰深造伊始，其对于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追索始终未曾停歇。在此期间，作者充分利用出国讲学等机会，对海外吐鲁番文献的收藏状况进行了详尽调研，特别聚焦于汉文非佛教文献领域。本书“调查与报告”部分，集结了作者数十年来对海内外所藏吐鲁番文献的调研报告，实现了对国内外绝大多数吐鲁番收集品的调研、叙录与编目。这些调研报告均是在作者的实地考察与亲眼所见的基础之上所编写，涵盖了散藏于欧美、日本和中国各地的大小宗吐鲁番文献，引领一时研究潮流。
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 荣新江与藤枝晃先生交谈
（池田温先生拍照中）
其中，德藏吐鲁番文献的相关调研成果尤为重要。在作者之前，国内仅王重民、向达二位先生曾以收集古籍类资料为目的，分别于1935年和1937年赴德国柏林调查过这批残卷。尽管他们对这批文献进行过比对并拍摄了一些重要文献的照片，这些旧照片不仅保留了原件的原始面貌，还保存了现今已不知去向的文献影像。但吐鲁番文献并非他们关注重点，因此相关照片长期在图书馆库房中尘封，鲜有人关注。作者《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德国吐鲁番文献旧照片的学术价值》一文，独具慧眼地重新发现了二位先生相关工作的重要价值，第二次“发掘”了这批吐鲁番文献。
德藏吐鲁番文献为现存吐鲁番文献最大宗之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经济问题和二战本身的破坏，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许多文献和文物被转卖、盗窃和炸毁，不少珍贵文献和文物现已不知所在”（第409页）。王重民和向达两位先生的旧照片均摄于二战前，其本身业已成为了珍贵的文物。作者不仅详尽地叙述了王重民、向达两位先生的考察过程以及这些旧照片的递藏经历，还对旧照片进行了系统编目与解读，使学术界能够全面认识这批珍贵文物的学术价值。如一组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的旧照片就展示了其早期写本形态，而该写卷原件现已不知去向，这些旧照片由此显得更为珍贵。书中《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与《再谈德藏吐鲁番出土汉文典籍与文书》则是作者对于德藏吐鲁番收集品的调研报告与编目，从而接续了王重民、向达二位先生的调查。
由此可见，吐鲁番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在于文献收藏地零散、数量难以准确统计，甚至部分藏品还难以获取。同时，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使得吐鲁番等地区的新文书仍源源不断出土，这加剧了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难度。“调查与报告”虽不如文献整理般全面，图版与录文也无法完全公开，但其对于后续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仍起到至关基础的索引作用。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吐鲁番文献因种种原因流散至世界各地，在整理之前，我们必须先解决文献在哪、去哪和有什么样的问题，亦即文献的早期挖掘史与递藏史；其二，为了对吐鲁番历史做深入的剖析与解读，我们就必须立足于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吐鲁番文献的基础之上，否则我们将难以全面发掘文献的史料价值。
此外，《日本散藏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一文虽发表时间较晚，但其中许多荣氏调查所得，早已在2005年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的编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中《欧美所藏吐鲁番文献新知见》的调研与编目成果则基本汇入2007年荣氏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2021年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更是汇集了本轮工作所有调研与文献整理的精华，可供读者做进一步的延展阅读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