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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红磡摇滚演唱会，何勇和何玉生共同演绎《钟鼓楼》
在那样的国家体制文艺大院里，音乐传承显得自然而然，但何玉生是唯一和儿子同台，双双出现在观众面前的人。当时国家歌舞团的民乐演出惨淡，何玉生正闲着，何勇邀请他去伴奏，这对他来说是“私自去资本主义地区搞腐朽音乐”性质的事情，他很犹豫，但最后还是去了，因为觉得自己有义务和责任，宣传大陆流行音乐。
他记得演出第二天，香港街头的大小报纸娱乐头条都是那场演唱会，到处都能看到他和他儿子的照片，他上街去买了，一大摞，全都带回家，有种扬眉吐气的畅快心情，“他们（港台人）以为大陆的流行音乐很差，结果我们一上台，就把他们震撼了，我们还能把中国传统和现代音乐结合起来。”但买了那么多报纸，他也只是留着自己悄悄看，没敢告诉单位上的同事，“毕竟是负面消息”。
2002年8月16日，摇滚歌手何勇在深圳演出，父亲何玉生弹三弦为其演唱《钟鼓楼》伴奏
如今，网易云音乐上《钟鼓楼》下面，有一条顶得很高的评论里面，写的是，“‘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就这一句’，日后如果再想超越的话，只能等窦靖童的演唱会了吧？”
在魔岩三杰名气最大的时候，因为商业模式和演出市场不成熟，何勇也没赚到什么钱。何玉生那时候就发现了，“摇滚歌手在外国是最挣钱的，但在中国，搞摇滚乐挣不了钱，连养活自己都难”。至少90年代如此。
实际上，红磡演唱会的高潮之后，中国摇滚乐迅速低迷，几乎销声匿迹。当何勇再次出现在媒体上，是因为长期服药、莫名纵火、捅人、数次被拘禁、争取版权各种与音乐本身无关的原因。何玉生的所有朋友都会嘱咐记者，不要问关于何勇的事情，何玉生自己也不愿谈起，“没什么用，没人在意这个了”。但这只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何勇现在依然在西山和顺义两地疗养，“他现在脑子比较乱，医生说不方便跟外界接触”。
摇滚歌手何勇（1993年摄于北京）
他很担心何勇以后的生活，他自己的身体不太好，心脏房颤，3月份刚刚做住过院，最近去检查，医生嘱咐一定要休息。但记者每次采访，他还是打听，“有什么演出机会，多帮我们介绍，我们有唱也有跳，京剧豫剧，河南梆子，地方民乐，什么都有。”他指的是他和老同事们成立的钟鼓楼乐队，就是元宵节上的那个国家级阵容。
但演出机会也不多，曾在中央民族乐团任首席笙演奏家的王慧中说，他们这样水平的乐队，以前很受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国企欢迎，中央八项规定后就少得多了。演出行情不好，最挣钱的其实是教学生。
钟鼓楼乐队演出现场
（黄尚 摄）
有考艺术特长的中学生，学个半年一年好应付考试，还有退休的领导教授，也喜欢学点乐器。这样一对一教的学生，何玉生现在带了五六个。还在延庆一小给小学生上课外班，每周六从8点30分上到下午3点30分，有两三个人的小课堂，也有一二十人的大课堂。他去一趟延庆不容易，早上5点多就要起床，6点45分赶到德胜门，坐一个半小时公交，然后打10元钱的车到学校，所以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教的也并不是他主攻的三弦，而是柳琴和中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