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05年10月17日 ，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因患恶性间皮细胞瘤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对于他的死，人们并没有感到太多惊奇。对于一个缠绵病榻六年，浑身插满管子的过百老人来说，无论在那一天去世，都应该算寿终正寝。真正使人惊奇的倒是巴金去世以后官方和民间异乎寻常的一致赞誉。中国有为死者讳的传统，文人好写"谀墓"文章，甚至民间也有"死者为大"的说法。但对于巴金这样一个言行历历、力倡说真话的人来说，编织过多的溢美之词，有意无意地拔高他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高度，在我看来，不是纪念，倒近乎讽刺。
比如说他的文学成就。众所周知，"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及"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曾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青年的开蒙必读物，高觉慧的果敢行动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反抗由黑幕包裹着的礼教文化，以至出走成了那个年代人们反抗家庭，反抗吃人道德的经典动作。即使是抗战以后写下的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在探索人性、刻画小人物卑屈而不甘的命运方面，都达到了他自己以及其后好多作家都无法企及的高度。但 1949年以后，除了一堆歌功颂德的散文以外，巴金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晚年倾注大量心血写下的《随想录》，情真意切，泪浪滔天，力图为自己靠谎言生活、随风倒浪的后半生挽回尊严，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论表现形式、思想高度都没有超出当局给定的标高线。因此，要说巴金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学大师，那也只能说是个腰斩了的文学大师。对于一个饱经忧患的历史老人，我们当然不能过分苛求，但条件是你也不能过分褒扬。如果上半叶的辉煌成就值得纪念，那么，下半叶的"奉旨填词"该如何对待？如果《家》《春》《秋》值得大肆渲染，那么，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谈别有用心的< 洼地上的战役>》、《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等文章是不是也该痛加剖析？
自由主义者看中巴金早年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认为巴金从一个腐败专断的国家现实出发，曾经把自由演绎到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能达到的热烈巅峰。尽管他后来放弃了自己的信仰，1958 年以后更是对自己文集中的无政府主义内容删除惟恐不净，直到晚年都对自己的信仰讳莫如深。如果早年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值得纪念，那么，后来又对自己的信仰挥刀自宫该如何纪念？ 难道要我们纪念巴金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再说，如果像巴金这样早年追求过自由，后来又放弃甚至践踏自由的人该高度纪念，那么，像林昭、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这些向往自由，最后又为自由喋血的战士该如何纪念？不要说这些烈士，就是那些早岁追求过自由，晚年又勇敢站出来为自由辩护的知识分子像顾准、李慎之、吴祖光这些骨气奇高、慎思敏行的人该如何对待？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做烈士，但前提是你也不能无原则地吹捧苟活者。实话说，我对一些媒体赞誉巴金是" 20世纪的良知符号"感到脸红。因为实际情形是，这个"良知"有时有，有时就没有，像段誉的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
再说巴金的"说真话"。一个人要人说真话并不难，难的是自己说真话。1986 年巴金的《随想录》出版后，我还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怀着对文学大师的热烈仰慕，读完了部分篇章。从此，我知道巴金是一个说真话的人。十几年后，我在一家专讲妇女化妆打扮的杂志打工。偶尔有一天，在资料室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久违的《收获》，封面上赫然印着"巴金主编"。当时心下一愣，不是说巴金已身染重病，说话吃饭都困难了么？还怎么"主编"？显然就不是真话嘛！这里面有两种说假话的可能： 1 ，巴金说假话；2 ，《收获》杂志社说假话，而《收获》杂志社的实际负责人恰好就是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现在我们姑且认为巴金没有说假话，但一个主张讲真话的老人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影响，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影响别人？如果这两种情况都不是，那么，我们就只能感叹，说真话真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