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属近畿之地。隋唐两代雍州/京兆府为国家统治中心所在，“家于秦”，靠近政治核心，对于辅氏子孙的生活有影响。
志主曾祖辅和为甘州司马，据《隋书·地理志》“张掖郡”条“西魏置西凉州，寻改曰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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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属陇右道之下州，参唐制司马官从六品上；祖辅尚为益州参军，益州旧为蜀郡，唐置总管府、大都督府，参照唐制参军事为正八品下，皆品秩不高
[⑳]
。由志文推测，辅恒生于唐贞观中（贞观十五年/641），则至其父一代，已入唐；“父逊，博综丘坟，养高不仕”，或许祖上在前代的微末官品入唐无存，辅逊并未出仕，无出身可供子孙荫蔽；志文记辅恒“躬耕竭力”，证明其在有唐一代的四民分业中，应归于“肆力耕桑”的“农”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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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代表辅恒是身亲陇亩的普通农户，他祖上至少两代为官，应积累了一定的田产、奴婢、家财等，或者掌握有佃户；父逊能养高不仕，应是以地主的身份在京畿县乡经营产业。志文后来讲到辅恒任官秩满后“归于别业”，即是辅氏产业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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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恒青少年时期的事迹，志文集中渲染其“仁孝”，分别在8岁和30岁左右为父、母庐墓守丧（八岁丁父忧，又躬耕竭力，踰廿年，此后遇家慈见背，则丁母忧时年当逾三十），志文记其为母筑坟、守茔仁孝之状，“结庐墓
所
，负块成坟。树柏守茔，载弥于十”，比为汉蔡邕、晋王祥一样的孝子。这种看似对孝子的格式化描述，应置于唐初统治者在全国，尤其是京畿区劝导风俗、提倡孝行的背景中考虑。唐高祖曾对雍州万年县乐游乡民王世贵和安福乡民宋兴贵予以旌表，诏书曰：“雍州万年县乐游乡民王世贵，孝性自天，力行无怠，丧其所怙，哀毁绝伦。负土成坟，结庐墓侧，盐酪之味，在口不尝，哭泣之声，感于行路。安福乡民宋兴贵，立操雍和，主情友睦。同居合爨，累世积年，务本力农，崇让履顺。……可并旌表门闾，蠲免课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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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志所述辅恒情况相类。
此后又十年（“载弥于十”），已过不惑之年的辅恒仍在三原县为农，这样的经历平淡到无法作为人生史的关注标本。然而，在辅恒43岁的时候，他抓住了一次政治机遇，并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永淳二年（683）是唐高宗统治下的第35个年头，在此前一年，关辅等地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为改善京畿饥馑的情况，高宗与武后率领群臣赴东都逐粮。到二年底，高宗风眩旧疾急剧恶化，自知不起，十二月四日，匆忙改元弘道，开示治国精神，并祈求上苍延命得还长安，是夜崩于洛阳宫贞观殿；十一日，太子哲继位，军国大事仍由武太后执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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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宗去世突然，生前并未选定陵址，而长安经永淳中大灾“流亡未还，白骨纵横，阡陌无主”，如由洛阳归葬，必使近畿民“再罹艰苦”，新进士陈子昂曾向武太后建议在洛阳近郊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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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太后最终仍遵高宗遗愿，以吏部尚书摄司空韦待价为山陵使，在京西北奉天的梁山为其修筑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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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陵依山而建，在梁山半山腰凿洞建造墓道和玄宫，并建陵园四门、双阙、神道，树立华表及其他大型石刻，工程量十分浩大。韦待价临危受命，据史料记载，参与高宗山陵葬事的官员还包括霍王元轨，侍中刘齐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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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舍人贾太隐，太常博士韦叔夏、裴守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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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大将韦泰真等；其中韦待价总领之，韦泰真是山陵营建的实际负责人。若从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去世时算起，次年（684，先改元嗣圣、废中宗，又改元文明）五月，武太后令睿宗李旦与皇后刘氏护送大行皇帝灵驾西返；八月，埋葬大帝于乾陵；山陵营建至多花费了大半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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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计算应为27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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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短促。
韦待价等人如何高效率地完成乾陵工程，《韦泰真墓志》透露了一些细节，“时方上事起，诏摄将作大匠，并吏部尚书韦待价驰赴乾陵。公昼则临视众作，夜则寝苫悲涕。”工程由将作大将亲自监督，实际负责施工的应当是包括禁军、巧儿、造作官健、工匠、畿内丁防和应役人夫组成的造作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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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唐代帝王山陵营建多在其身后的数月之间，官方除征召丁夫应役外，还鼓励畿内其他民众应义役以助力；韦泰真在此前一年奉高宗命急营奉天宫，“又免丁防，令其版筑。公躬自巡抚，悦以使之。于是有不召而义役者千有余人，操畚而云集，百堵之制乃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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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不召而至的义役者。乾陵的营建情况当与之相似，辅恒即应乾陵义役人中的一位，“永怀报国，移孝为忠。爰去坟所，赴陵义役。号夫捧土，无舍昼夜”，除了连夜赶作，延长工作时间外，他还为整个工程中难度最大的玄宫安置贡献工巧技艺，志文言“思入神奇，勤归体要。人不劳极，功致尤倍。”
由于梁山石质坚硬，乾陵玄宫开凿难度大，据科技考古专家推测，施工时除采用铁锤铁凿等先进凿石工具外，可能使用了火烧水激、煎醋腐蚀、石灰填塞浇水等多种方法，使石块开裂；而将高宗石棺椁等大型石件运输安置入地宫过程中，还使用了滚木加撬杠、辘轳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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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陪葬章怀太子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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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地宫被盗，乾陵墓道中当设有伏弩类的机关暗器。
另外，在玄宫及隧道的密封中，工程施工方使用了特殊的封闭方法；1960年考古工作者对乾陵地宫隧道口的试掘显示，隧道全部用石条砌封，共砌39层，约用石8000余块，石条左右之间用铁细腰栓版拉固，上下用铁棍贯穿，再用锡铁浇灌缝隙，使封石与整个石山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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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应为神龙二年（
706
）合葬武后时加固所致，但据《唐会要》载
神龙元年十二月武则天驾崩后，给事中严思善反对开乾陵合葬，理由之一即为
，“乾陵玄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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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石条铁板并用的特殊封闭方法，在初葬高宗时已经使用。我们不清楚辅恒在上述哪个技术环节有所助力，但据“山陵毕事，君有力焉”知其对玄宫营建贡献巨大。
图4：唐高宗乾陵（图片来自网络）
山陵使而下同心协力,按期完成了乾陵的营建，武太后大悦，（文明元年/684）九月下制大赦天下、改元，对山陵使、卤簿使和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员，则另有别敕/制予以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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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梁师亮墓志》记载，志主起家左春坊别教医生，掌高宗晏驾后园陵修缮，“垂拱二年（686），以乾陵当作功别敕放选，释褐补隐陵署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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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获得第一任官；而辅恒在山陵事毕后即得到旌表门闾的待遇，与梁师亮同时，又得到制/敕褒奖，由应乾陵义役前的白丁身份直接得到授官，力度颇大，“垂拱二年，制词：‘乾陵义役人雍州三原县孝子辅常有，志行夙闻，忠诚克效。宜加朝命，俾参储列。可将仕郎，直左春坊，禄俸、庶仆、赐会，特宜依职事例给。’授太子校书。”《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书释文，加引号至“太子校书”前，以其前为制词内容，而太子校书殆非同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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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词前半部分所谓“志行”“忠诚”是对授官人褒扬的套语，而辅恒所得官是何种性质，容作具体分析。
将仕郎为文散最后一阶，从九品下；直左春坊，系太子东宫的直官。太子左右春坊分别相当于门下、中书省。左春坊设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等局，各有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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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内多有直官，吸收伎术人员，如巢思玄武周时期任司礼寺太医正直左春坊药藏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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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恒因工程技巧而获直左春坊，当然在情理之中。李锦绣先生曾对唐代直官进行过系统研究，指出直官本身无品级，需要借任直者原来身份的官品，有以散官、内、外职事官、卫官、前资官、常选人等充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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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注意到《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直讲四人”条下小注“俸禄、赐会，同直官例”，“大成十人”条下小注“……仍授散官，俸禄、赐会同直官例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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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官有自己的一套待遇体系，也要借用充直者的职、散、卫、前资的品阶而计俸禄、赐会等。
直官中最常见以散官充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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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辅恒是否亦属以散官将仕郎充左春坊直？制词后的“授太子校书”（职事官），是直官的迁转官，还是与上述散品、直官同时获得？我们以为应为同时得官，理由如下。首先，虽然有品直指其本品（散官品），但唐代多见有品直官同时领散官、职事，甚至得授勋官的事例，如《王涓墓志》记其“挺持立身，宦居扃烈。乃朝议郎、行司农寺导官署令、直殿中省尚辇局、上柱国之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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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七载（748）树立的“佛顶尊胜陁罗尼神咒”幢上有署名：“宁远将军、行左骁卫平阳郡冀城府右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直内侍省内仆局，上柱国张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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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例王涓在直殿中省的同时，获得散品朝议郎、职事官司农寺导官署令（散品高于职事品，故谓之行），后一例张如意在直内侍省的同时，获得武散官宁远将军，卫官左骁卫平阳郡冀城府右果毅都尉。则辅恒亦可能带太子校书的职事，只是本人实际在左春坊充直。
其次，要解答辅恒初任官的情况，问题的关键实在于对制词中“禄俸、庶仆、赐会，特宜依职事例给”的理解。李锦绣先生认为，制词所言是直官（非伎术直）的普遍待遇，而《唐六典》“国子监直讲”诸条述直官待遇有俸、禄、赐会，未提到庶仆，只是省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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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一，如果辅恒只是以将仕郎散官充直，制词交待其待遇，应同《六典》的表述“俸禄、赐会，同直官例”，即点明直官的待遇，但制词谓“特宜依职事例给”，若无职事官，何来职事例？二，我们对直官系统的经济待遇所知甚少，现有《唐六典》资料仅证明直官有俸、禄、赐会，而防閤、庶仆，仅京司文武职事官才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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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何认定庶仆是直官的普遍待遇？能融通上述疑问的解释只能是，志主在充直的同时，既有散品（将仕郎），又有职事（太子校书），因而享受职事官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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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上分析，辅恒因在乾陵义役中的出色表现，垂拱二年由“农”的身份一跃而进入正式的官员序列，志文称美“非夫淳至动天，孰能与于此。”辅恒的职事官太子校书，虽只是直官寄禄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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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校书郎行列之一员，却是时人称美的起家之良选。由校书郎迁遗、补或监察御史，再转丞、郎、给、舍，是由普通文官转入重要文官的便捷渠道，据孙国栋、赖瑞和先生研究，非贡举高第、书判超然或志行清洁，而不轻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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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校书郎的迁出官，除遗、补、监察御史、大理评事等，还有畿县丞、簿、尉，诸使从事等各种情况，亦多为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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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恒墓志》载其秩满后得授宁州录事参军。
直官与职事官一样，也是四考一任，但因其具备专业技术才能，常在固定机构连续任职，不必改迁他官。李锦绣先生列举了一些在本司长期充直的直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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