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世界上的事情倒是很奇妙。我2010年我回国，去了北大光华教书，自然的与北大经济学圈子里的人熟悉了起来。最先见到的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宏观第一人”宋国青老师。初次见
面在他蓝旗营的家里，大概只有三，五句话的功夫，老爷子对我的特点（强项和弱点）就了解得一清二楚。聪明无双，大概就是指这样的人吧。但犀利之外，他又显得很小孩子气，嘟囔抱怨自己的牙齿不好，但是怕疼，不愿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种牙，充分流露出对于咬不动的食物又爱又恨的心事，逗得我哈哈大笑。见到林毅夫老师则是2011年的夏天了，大概是7月份吧，我和徐远在校园里瞎逛，盛夏的未名湖垂柳依依，蛙声零星，远远看见几个人站在湖边，徐远突然惊呼一声“林老师”，拉我跑过去，我这才知道，面前这个穿白色衬衣的高大的中年男子，就是传说中的林毅夫。因为有见老宋的经验，我全无初次见“大牛”的局促拘束。那时候老林还在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任上，我记得他们在聊这几年在发展中国家调研的感触和经验，我家里做外贸和海外投资的，对有些国家略知道点皮毛，也就信口开河的插嘴乱说。林老师居然听得很认真，然后很认真的一一给出自己的判断,他的眼神如此专注，表达如此诚恳，
我怀疑他的人生字典里从没有“敷衍”这个词语——后来证明，这个怀疑是对的。
2012年之后，林老师回国。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力推“新结构经济学”。
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在《繁荣的求索》和《本体和常无》两本书上用心的签好自己的名字，很郑重地递给我，嘱咐我好好读，好好思考。那时候我还忙着写象牙塔的学术论文，匆匆把《繁荣的求索》看完了，大体上明白了老师是顺着《中国的奇迹》的思路在拓展衍生，他在前些年归纳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观察到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路径，讨论一种经济学的新框架性思维，这个框架把经济增长的“前提”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考虑进来：一个经济体在某个发展阶段的增长不是简单的“市场化”的结果，而必须考虑这个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因此，与其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基础设施（i.e., 道路，交通，通讯，金融，法律，市场管制等软硬基础设施）就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
当年我模模糊糊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想得不是很透彻，也就放下了。2013年，我痛下决心告别纯粹的象牙塔学问，开始大量地作企业实地调研。从山东的日照钢铁，到湖南的三一重工，从上海的上实投资，张江集团，到浙江的大批中小民营企业；2015我开始研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从盛大，九城，完美世界，到蚂蚁金服，天神娱乐——中国的企业史，就是一部改革以来的经济史，所以被逼着将中国改革这几十年的历程梳理了一遍，然后我常常到老师那儿去聊会儿天，主要是聊自己在外面看到的很多现象，听听林老师的意见。每次他都饶有兴趣的听我说这些微观的事情。他参观过三一，对于三一从德国制造的“学生”到“主人”（注：2012年，三一收购了曾被自己追赶多年的德国王牌混凝土机械制造商普茨迈斯特）的过程很感兴趣，一直追问在“追赶”到“超越”的过程中，企业做对了什么。在这些细节基础上，他又总会回到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当时已经感到在互联网企业这一块，中国某些企业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竞争力，所以问老师对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怎么看？那次
我记得林老师沉吟了一下，非常坦诚的说，互联网这一块我研究不多，但是我想思路可能有某种相似。
他给我仔细的讲述了新结构的五类产业划分，传统型，追赶型，领先型，弯道超车型，以及基础研发型。今天的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在人力资本方面还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所以某些新兴科技行业，比如移动通信行业，研究成本相对低,研发周期短，应用快，而中国具有13亿人口的应用市场，技术应用型的企业可能发生化学反应，有希望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他举了小米做例子。
过了好几个月，一个回国讲学的朋友和我聊天，突然问我，为什么国内生活这么方便，点餐，购物，打车，什么都一个手机搞定。他是个严肃的经济学者，提出这个问题也是严肃探究的，我突然想起了老林说的“弯道超车”的概念,然后发现从这个方向上，中国很多互联网的独角兽企业，i.e., 美团，滴滴，都变得更容易理解。
2016年好几件事情让我对林老师的理论有了新的认识。第一件事是我开始疯魔般的看蚂蚁金服这个案例，虽然至今还处在魔障中，但是发现老林的逻辑是有很强解释力的。早期的支付宝就属于“研发周期短，研发成本不高，应用快”的产品，因为当时的中国是深度金融抑制的国家，为淘宝的担保交易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场景，所以支付宝迅速“弯道超车”—— 今天中国在移动支付方面，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了。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巨大的应用场景支持，支付宝有了不停“迭代试错”的机会和实力，又反过来促进了研发，如今蚂蚁旗下的第四代支付宝，在技术上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率先实现了对印度和东南亚沿线国家的“技术输出”，在应用上“弯道超车”之后，技术上也实现了“弯道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