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阿富汗尼本人是一个活动家，他创立了一个运动，叫做泛伊斯兰（Pan-Islam）。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他严格借鉴了卡尔·马克思的想法，当他环顾穆斯林世界，发现主要的国家都面临共同的处境，都处于欧洲殖民势力的占领之下，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失去的只有锁链。”阿富汗尼说：“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你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失去的只有欧洲帝国主义。”他鼓动全世界的穆斯林基于宗教身份认同发起一个反殖民运动，形成全球共同体。他的运动失败了，从未真正实行，因为它有一个竞争者，就是民族主义。差不多同一时期，许多反殖民斗争，比如在印度、南亚和非洲，都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以民族认同回应欧洲帝国主义。大多数人更能认同这一理念，因为当你告诉一个摩洛哥穆斯林，你要和一个马来西亚穆斯林产生共情，他们中间隔了六七千英里的距离，讲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历史，这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你告诉人们，你要和讲着相同语言，有着共同背景，分享同一历史的同胞联合起来，建立免于外部干预的独立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叙述。所以普世宗教认同，在与20世纪兴起的特定民族认同的竞争中，民族主义无疑胜利了。
阿富汗尼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非常相似，他是一个跨国活动家，从波斯前往法国，在法国花了很多时间出版反殖民的时事通讯。他如果活到今天，也许会是一个社交媒体活跃用户，他能够理解如何用传播技术传递政治目的。阿富汗尼最重要是学生是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后者是20世纪早期一个伟大的埃及改革者，虽然他在著名的宗教大学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受训，但深刻地卷入到埃及的社会改革，他倡导向所有埃及年轻人提供基础教育，包括女孩在内。他这样一个宗教人士成为了改良主义的关键人物，这是一个有趣的现代化现象。
曼达维尔认为，我们有可能从这一时期的复兴主义和改良主义两股思潮和群体中理出一条线索，建立复兴主义与“基地”和ISIS的联系，以及改良主义与穆兄会的联系。即便我们现在的新闻主要是关于ISIS的，但曼达维尔认为，政治伊斯兰的历史主流是穆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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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哈里发的废除：
宗教VS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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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是奥斯曼帝国的终结和拆解，以及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直到此时，穆斯林世界才有了现代政治机构。因为ISIS的宣传，我们熟知哈里发（Caliphate）这个词，哈里发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后的伊斯兰阿拉伯政权元首，这一机制被设计用来为穆斯林社会提供宗教和政治领导。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哈里发制度立即被创设，在此之后阿拉伯世界一直有一位Caliphate，或者拥有Khalifah或者Caliph头衔的人（Caliphate、Khalifah、Caliph均为“哈里发”之意）。到了公元9世纪到10世纪左右，这一头衔不再具有“统治穆斯林全部领土”的意思，因为穆斯林领土变得分裂和碎片化，各种各样的伊斯兰帝国、王朝和王国兴起。但是，从公元632年一直到1924年，始终有一个人象征性地拥有哈里发头衔，在大约1300年时间里延续了一个未曾断绝的谱系。
1924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在凯末尔讲话的指挥下，土耳其国民议会废除了哈里发头衔。对于这一事件，当时大多数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如丧考妣，实际上绝大部分人根本不在乎，因为长期以来哈里发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它不过是一个符号，他们有更加迫近的问题需要处理。但是，哈里发的废除在伊斯兰学者中引发了一场危机，他们不得不去解释，伊斯兰信仰对此该如何回应。
这以一场辩论的形式展开，主题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伊斯兰该如何处理与20世纪早期出现的崭新的世界秩序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某些层面上也可以是，对于伊斯兰而言什么是合适的政治体系。这场辩论中同样有两个关键性的思想家，第一个是来自埃及的学者阿里·阿卜杜勒·拉齐格（Ali Abd al-Razig），他主张伊斯兰并不需要一个政治体系，因为《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及一个政府应该这样或者那样。《古兰经》清楚地表述了一些统治原则，比如统治者与人民之间需要有磋商，但《古兰经》从未规定一个特定的政府体系。所以拉齐格得出结论道，任何政府体系都能够运用于伊斯兰，只要政府的实践方式包含在信仰的价值和教导中。
另一个思想家是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他是叙利亚埃及人，宗教学者。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从中世纪的证据和文献中得出结论，哈里发是一个传统政治机构，理论上伊斯兰应该有一个哈里发体系，但是20世纪早期的现代环境并不适宜维持这个体系。相反，需要在民族范围内建立伊斯兰国家，拉希德·里达和现代政治伊斯兰之间能够勾勒出一条直接的线索，他的思想成为现代穆斯林创建伊斯兰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并非一个实践者、活动家、政治家或者运动领袖，而是一个著书立作的思想者。
这里我们还需要介绍另一个关键人物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一个埃及人，他不是一个伊斯兰学者，不是一个满脸胡子的老头子，从旧书里走出来劝人为善，他是在埃及现代教育学院里学习的现代学校老师，教授地理、社会研究和现代题材。他住在埃及苏伊士河岸边的一个叫做伊斯梅里亚（Ismailia）的城镇，抬眼就能望到苏伊士运河。当时苏伊士运河被英国深度占领，在埃及是殖民力量的持续生动的展示。班纳最大的关切和忧虑在于，埃及的现代化面临失去文化身份的风险，在埋头赶路的急剧变化中，人们遗忘了埃及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伊斯兰宗教，所以他在1928年开创了一个社会运动，叫做穆斯林兄弟社会（Society of Muslim Brothers），今天我们简称为穆兄会（Muslim Brotherhood），这一组织在社会、学校和清真寺运作，其宗旨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和文化的，在现代社会确保宗教在埃及人民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但是很快，这一运动彻底政治化，进入政治，参与选举，并越来越倾向于对抗埃及国家，最终迅速与20世纪伟大的埃及统治者迦玛尔·阿卜杜尔· 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摊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