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曾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戈尔
丁教授首先分析了新书称作“新文艺复兴时代”的当今世界蕴含的丰富机遇。信息革命打通了地理的屏障，联通了各领域最杰出的人才，让突破性的科技不断涌现。人类有望很快找到癌症的疗法、开发新的能源形式，提升人类整体的生活质量。但机遇的背后也不乏风险。
面对21世纪全球面临的风险，戈尔丁教授梳理了三点观察：
第一，在各个经济体变得更为整合的同时，它们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大增，我们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风险？无论是全球金融危机还是危险流行性疾病的蔓延，或是黑客袭击，全球化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如何解决？
第二，全球化的乐观派如弗里得曼曾经认为全球化的结果是《世界是平的》，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在柏林墙倒下之后写出的《历史之终结》。但戈尔丁认为全球化的进程已经证明世界是远不是平的，而是山林陡峭沟壑纵横的。不平等已经反映在人类生活的各个维度中。如果不能解决分配的不均与贫富差距的固化，全球化只能加剧社会的撕裂。
第三，需要重新认知 “精要主义”。精要主义简单的解释就是别透支消费、别寅吃卯粮。戈尔丁认为当下是“最好的世纪，也是最坏的世纪”。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整体上的规划和自律。消费需求的激增，迟早会遇上自然资源的瓶颈。美国刚遭遇的飓风灾难正是一例。
我们能否就如何规避或者解决这些风险、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达成共识？戈尔丁教授列出了三点障碍：
首先是缓慢的增长。
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任何的再分配都是重新切蛋糕的行为，而不是对增量蛋糕的再分配。当这样的分配变成零和游戏的时候，很难就未来的发展方向达成共识。
第二，每个人对个体的经验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大城市对变化、对全球化拥抱的比例非常高，是因为这里的居民身处变化之中，他们也能切身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福利。而全球化制造的“输家”接触的变化少，他们个体的经验就对变化产生怀疑，进而对全球化也抱有怀疑态度。当一些人看到的是机会，另一些人看到的是风险。
其次，专家的信用破产。
十年前的金融危机让普通民众对专家的信心锐减。
专家们连金融危机都看不出，还怎么值得信任？
去年，当各路专家再次大声疾呼 “脱欧没好处，川普是灾难”的时候，群众已经不信了。
两位嘉宾都提到的一种风险是：我们处在一个了解真知并不困难的时代，却有越来越多人选择“忽略”事实，在“回声室效应”下不断吸收与自己观点类似的想法。共识不容易取得，但却必须要取得。
克里斯·
柯塔纳
对比500年前的文艺复兴，提出“新的地图，新的媒介”是推动变化的核心。文艺复兴的发现让欧洲从世界地图的边缘逐渐来到中心，而中国正在“新文艺复兴时代”逐渐成为新一代的中心。他还做了个有趣的观察：海外对于中国的描述一度只有“红色”的单一类比，但这已经是一种简单化的陈词滥调。要想更好地建立共识，知识界更新话术也很重要，例如把中国描绘为“蓝色”。
他还提出了一个假设：
如果以文艺复兴的眼光观察当下，我们是否会对特朗普胜选、英国脱欧等事件更有准备？
对比500年前的文艺复兴和同样在今年迎来500周年的马丁路德新教改革，克里斯提出了对认识“新文艺复兴时代”的三个建议：
首先，充分认识到全球化时代现状的脆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