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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认为一方面军老打败仗、逃跑主义。证据就是土城战役中被郭勋祺的川军打败，而这支川军前不久还是四方面军的手下败将。这些说法显然不是普通战士能够得到的信息，所以他们南下作战也有跟中央较劲赌气的因素。
在经历了1935年11月百丈关失败和1936年6月6号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以后，四方面军重新选择北上。然而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内心欲望并未消失，拥兵自重的想法一有机会就冒出头来。
张国焘的内心是不愿意到陕北与中央会合的，
这期间他就警告过陈昌浩，“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
1936年9月14日，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而宁夏战役作战命令一下，张国焘就打起小算盘，寻找一个另辟根据地的机会。所以四方面军渡河不仅是为了对付胡宗南，而且是要在河西找一个安身之地。
在上述大背景下，再来看西路军的行动就合乎逻辑了。
当中央在陕甘立足未稳时，蒋介石急调260个团的兵力，企图一举将这支疲惫之师消灭。在红军会师的静宁、会宁地区，蒋介石就集中5个军。红军主力向海原转移时，敌人分四路追击。红军为了打破围剿，
本来中革军委于10月10日命令中只批准了红三十军一个军西渡黄河，结果四方面军却安排红九军、红五军全部过河。
造成了对中央“先打南敌”的部署釜底抽薪，将三个军调离战场，致使聚歼胡宗南先头部队的战役计划流产。
布置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其意图是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兰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同心以南，环县以西消灭尾追之敌，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作为宁夏战役计划之第一步，中央决定首先实施海（原）打（拉池）战役，由四方面军的两个军正面阻击尾追之敌王均部，一方面军从其侧后进攻，将其消灭在打拉池一带。当时敌人追击很紧，红军退到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准备布置伏击追击之敌，张国焘表面答应，实际上他又令红四军东撤，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中革军委为了维护统一，不得不追认这个既成事实。
10月11日，中央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并不是对宁夏战役计划的改变，十月计划的核心要义仍然是“首先击破南敌”。当时鉴于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中央对他也没有办法”，中央又不得不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直接指挥河东三个方面军。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指挥系统，营造了特殊语境下电报表达方式。
10月 28日16时至20时四个小时内，红军总部连发了四封作战部署完全互相抵触的电报，署名都是“朱张”。这其中，有两封电报坚持中央关于先集中兵力“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的部署，另外两封电报则对中央部署完全相反的釜底抽薪。
就连与张国焘同在红军总部的朱德，也时常不得不“迁就了他（张国焘）的意见”，即使是针锋相对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地维护来之不易的三军团结和统一指挥，把握电文用语的分寸。
当年的“徐陈”，因所处地位和环境，不但读不到共产国际、中央和军委、红军总部的全部电文，还要面对两个指挥系统。上级来电出现中央一套，红军总部“朱张”另一套，又不能把话说透。朱德与张国焘以“朱张”名义发的电报在战役部署上有时又互相矛盾，前方“徐陈”客观上确实也很难看得明白。
10月28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陈述了他的部署：“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远营”，“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取得物资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也就是说28号那天，他就已经决定“西进”了。
11月2日，已经西渡黄河的徐向前、陈昌浩正式电告中央，决定西进获取“国际援助”。然而此时，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的交货地点根本不在进军方向的西面，而是在北面的定远营。第二天共产国际才改变到新疆交货，换句话说，“去新疆接受苏联武器”是个事后编造的理由，根本不成立。
在11月2日电报之前，中央明确的前进方向是北方的定远营，而这份电报提出西渡黄河部队的进军方向，不是北方，而是指向西方，即通往新疆的凉州（今武威）。
徐向前与叶剑英。
对此，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数十年后也未隐讳：“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
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后来也坦承：“我们同驻会宁几天，……表面上是照着宁夏战役计划去做罢了。究竟怎样具体去做呢？没有讨论，实际上是不想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三个军西渡黄河的时间是1936年10月24日至28日，直到11月2日电报之时，上级关于接取共产国际援助武器装备的地点都没改变，还在北面的定远营，为什么还要“照直往西打”？
背道而驰的进军方向，透露了其西进的核心意图依然是张国焘的基本逻辑——逼中央就范，不同意就当山大王。
几十年后为了颠覆这个历史事实，一个叫朱玉的人在整理当年的电报时，故意隐瞒了时间顺序，隐瞒了部分电报，才编造出一个中革军委的阴谋论。
本来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战役过程中，让彭德怀统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进行指挥。但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初截断了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四方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渡河的红军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后继续北取宁夏。而11月5日，张国焘电令渡河部队迅速西进，“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1月11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被迫承认了“西路军”，同时将一、二方面军称为“南路军”，将张国焘带领的两个军称为“北路军”。承认西路军也不是承认他们的独立，而是希望他们统一于中央的政令，不要搞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