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求会谈陈寅恪的生前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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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您的问题，也可以摘抄一段胡文辉的序言：“义宁陈氏之浮出历史的海面，有两个特别关键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太平天国。举人陈宝箴最大的作为，不如说是乘时而起，为义宁陈氏搭建了文化平台，积累了人脉资源，这才有了诗人陈三立、史家陈寅恪的闪亮登场。第二个节点是废除科举。近代以前，中国社会重心在士绅阶级，士人与官僚不分，学问与政治不分。到了西风东渐的时候，旧制度雨打风吹去，科举亦随之水流花谢。而科举的废除，不仅意味着士人立身托命之途完全改易，也意味着学问与政治完全分作两途。在这样的背景下，陈门子弟本来就在教育上异常用力，则选择学问一途自是顺理成章。而且，陈宝箴既沦为政治罪人，其后人弃政从文就更易理解了。” （《陈寅恪家史》，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序）

江西义宁陈氏的转向、转型并非孤立的个案，广东新会梁启超家族也是一个类似的成功范例，可见这样的转型确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今天之所以特别关注义宁陈氏，主要原因是陈寅恪的存在太抢眼了。

陈寅恪晚年有一首诗《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其中两句最有名：“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 （《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172页） 这里的“家国旧情”“兴亡遗恨”，可以看作是陈宝箴、陈三立对陈寅恪的重大影响。说得煽情一点，可谓义宁陈氏的“文化基因”。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关头和政治、文化的转折点上，陈寅恪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以他特有的方式展现出“入世”“预流”的积极姿态甚至战斗姿态。我认为，这一点是祖父和父亲对他最主要、最关键、最持久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一生遭际坎坷，我隐隐觉得，那一代经历了家国动荡的学人很多都有豪杰气，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品性气质与此似乎也有些关系，您是怎么看的？或者说，现在的学人对比陈寅恪那一代学人，差别是什么？

张求会： 我非常认可你讲的“豪杰气”。这样的“豪杰气”，在不少民国学者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经意间就会有所呈现，留下不少佳话。今天人们常挂在嘴边的“民国范儿”，其实就包含了这些佳话。王汎森先生当年那句“天才总是成群地到来”，很多人记忆犹新，我相信这里的“天才”并不局限于创造卓越的学术成就，也应该包括整体表现出来的卓尔不群的品性、气质。

说起陈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豪杰气”的关系，我的第一反应是《柳如是别传》。陈先生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气魄，拼死完成这部学术巨著，自问世以来就一直陷于争议之中，却坚挺地屹立到现在。大家都知道，陈先生写这部奇书是为了“颂红妆”，尊崇气节、贬斥势利这条主线贯穿始终。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有很多，我现在还讲不出什么新意，暂且略过，只谈谈他在重大关头的选择和坚守。

陈先生一生，战乱、疾病、饥饿、贫穷、迫害、背叛等等人生大不幸，几乎都遭遇了，想起来真是可怜又可叹。

1937年，为了逃离被日军占领的北平，他打扮成做生意的，拖儿带女，追随南迁的清华大学。临行前，他让大女儿流求背熟亲友地址，以防走散，“更重要的是如果随身带地址簿，万一被查到会牵累别人” （《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133页） 。蒙难之际，仍然不忘他人安危，实属难得。

1938年之后数年间，全家人困居香港，夫妇俩贫病交织，孩子们食不果腹，惨不忍言。最困难时，“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相比之下，精神之苦更甚：“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 （《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83、85页） 种种威逼利诱，均遭到陈先生的拒绝。

1942年，挈妇将雏逃离香港的经历可谓惊心动魄：途经澳门时，陈寅恪带着二女儿小彭作掩护，与人秘密接头，取来路费。这才听对方说此前先后派人五次送信，均未收到，有一次送信之人“被敌以火油烧杀一次”，“凡接信者皆被日宪兵逮问” （同前，第83页） 。在一次次生死考验面前，陈先生和同时代的豪杰们硬生生扛了过来。

还有一次，“豪杰气”也是溢出画面。1953年11月22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陈寅恪口述、唐筼笔录，让昔日学生汪篯转达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当时在场的友人冼玉清、助手黄萱都劝他没有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坚称自己“不必说假话”。黄萱问：“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陈寅恪回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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