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负债方来看
负债方资金的来源来讲，中国可能更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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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国是高储蓄率的国家，可借贷资金充裕。美国恰恰相反，储蓄率非常低，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他们的国民储蓄率只有4%、5%，而中国是他的10倍左右。
因此，在中国因为资金供给不足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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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国的制度安排是其他国家所不能相比的。
一个国家要发生金融危机，其中绕不过的一个环节就是银行挤兑。除了经济因素外，中国的制度性因素也排除了银行挤兑的可能性。
例如，共产党员们大概是不会去挤兑的。共产党员起了带头作用，他的家属也不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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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由于加强了资本管制，资金再次出现大规模外逃的可能性不大。
过去我比较担心资本外逃的问题，现在资本项目的自由化的步伐下降了。
原来无论是政府的还是党内的文件都有一个“加速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的提法，但在十九大的文件中就没有这一条了，我觉得中央还算及时把这个政策做了调整。
现在我们加强了资本管制，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也就没有了。
只要没有银行挤兑、资本外逃这条道路被切断，从负债方这边导致国内资金枯竭而恶化引起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四是当前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包括中国的中央银行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处理流动性短缺问题的经验。
在通货膨胀并不严重的情况下，即便货币市场出现问题，通过降息、注入流动性的办法，央行完全可以维持货币市场的稳定。
比如，2013年曾经出现过两次货币市场利率急剧上升，央行马上采取措施降低了货币市场的利率流动性。
这样一来，我们的货币流动性基本上有保障了。
可以说，负债方是可以放心的，只要我们不犯政策错误，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从资本金来看
对于资本金的问题，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我们的银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安全保障，和国际惯例相比来讲还是相当稳健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政府相对而言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实在不行还可以财政出钱。
这个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我们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注资。
总而言之对银行的资本金也不必太担心。
我说句比较出格的话，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大部分银行是国有银行，我们在银行存款并不关注它的资本金的情况，但在西方不行，如果银行没有资本金，别人就会不信任。
但我们的是国有银行，即使资本金为零，我也敢把钱也存到那里去，因为我不是相信你的资本金到底充不充足，而是相信政府不会让我们的国有银行倒台。
当然我这是说得极端一点，我们还是要遵守国际标准，因为我们还有外国客户，他们不会这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金融机构可以不负责任。相反，如果金融机构如果出了问题，金融机构必须承担后果。
例如领导层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我这样讲也不是居民可以不承担自己盲目投资的后果。但公众应该不必担心国有银行倒闭，应该相信自己的合理、合法投资是安全的。
总之，在资产方、负债方和资本金这三个方面，我们都存在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但是总体而言我们并不存在着要发生明斯基时刻的问题。
强调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强调了这一点之后，我们一方面要注意继续地推进各种各样的改革，防止明斯基时刻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以至于妨碍了我们经济发展的其他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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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完善跨境资本的流动管理。
现在我们已经在做了，还需要继续完善，但也不能过分管制，妨碍了正常资金的往来。
要使资金可能尽量不受妨碍的跨境流动，我们就必须加强汇率的灵活性。
中国应该尽可能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央行停止对汇市常态化干预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希望央行能够尽快完成中国汇率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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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抑制企业杠杆率上升。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现在好多人认为降低企业杠杆是首要任务。
我认为这个应该这么理解，杠杆率下降应该有几个层次，一个是增长速度要下降，一个是水平要下降。
过去我们很快地增长，现在让它增长速度降低，越来越低，然后它就不增长了，然后才下降，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比如我现在要去杠杆，采取一系列的紧缩措施，马上银行不许贷款了，不让企业借款了，这样会把人治死的。
我认为要降低杠杆率，首先要降低上升速度。现在是把杠杆的绝对水平下降了，这样一来可能会造成冲击，最后企业活不下去了还得放松。
我们曾经模拟过，根据中国目前的各种结构性状况，企业的杠杆率会怎么发展呢？
我的看法是，如果不进行相应的结构改革，它确实会不断上升，而不是像1990年代末期，只要维持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杠杆率会趋于一个稳定的水平。
现在，我们确实要加速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使企业的杠杆率不至于不断上升。
但是，降杠杆应该是个较为长期的过程。首先是降低其增长速度，然后才是降低其水平。
如果急于求成，突然降低杠杆过度，以致过度压低经济增长速度，企业杠杆率就会不降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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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防止地方政府债务失控的问题。
在地方债务方面，南方一般都是不错的，但是在北方还是比较严重的。
比如在一些省份，就会有地方领导讲，现在存在一种不借白不借，总是有中央政府托底的心理，所以还是地方政府拼命地借贷，这种倾向是需要及时遏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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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加强金融监管、压缩影子银行套利空间。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大方向肯定是正确的。
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度。否则，过犹不及本身可能会导致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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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维持适度经济增长
刚才我对明斯基时刻到底是否要马上到来等等做了一些判断，我觉得在今年我们确实要去杠杆，但是去杠杆要温和一些，不能一刀切，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规律，由市场来调节。
还有一个比较争议的问题是利息率的问题，利息率的水平到底是多少。
2017年我们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紧，过去银行一直给我们释放了这样的信号。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考虑到增长的速度问题，我认为还不宜过早地提升利息率。
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在北京，有些人认为我们不要增长速度的目标了，只要看就业目标就可以了。
这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有增长目标，这不是一个指定性的目标，而是一个指导性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全国一盘棋大家可以根据这样的目标来制定自己的一些商业活动计划，这是必要的。
最近我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1990年，中国的经济体总量按美元算只是日本的1/8，现在我们差不多是日本的2.3倍，从1990年到现在，这么短的时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中国保持了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日本基本上没怎么增长。
所以说，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速度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以后我们要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我们需要适度降低增长速度，但绝不能认为我们就不需要增长速度了，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可能会失去经济增长的势头。
在国际收支和海外积累方面，中国有两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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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国际收支长期以来是投资收入逆差。
一般人不太注意这个，投资收入或投资收益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中国在海外投资，有海外债务，也有海外资产，但海外资产大于海外债务，所以我们有净资产。
既然有净资产，就应该有净收益，好比在银行存了钱，当然要跟银行收利息一样。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虽然有海外净资产，是债权人，但是十多年来我们都给外国人付利息，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据我所知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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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海外净资产的流失。
我到银行存钱，不但收不到利息而且还要给银行付利息。
这本来已经是十分令人懊恼的了，更糟糕的是：除付息外，我每年还新存进银行许多钱，但存了差不多十年的钱后到银行去查账，一看本金不但没有增长，而且减少了。
这个缺口到底有多大？1.3万亿美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却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关注这个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还是净输入国？我在不同大学向学生们问这个问题，90%的回答都是错的。
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如果一个国家有经常项目顺差，这个国家就一定是资本净输出国。其他你都不用管。
我们的引资政策非常成功，引入了大量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报纸也这么宣传。于是，公众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输入国。
但是大家忘了，在引入FDI的同时我们还买了大量美国国库券，这是资本输出。
中国从1993年开始到现在，年年有经常项目顺差，因而中国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净输出国。
当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才400美元，美国是多少？三四万美元。这相当于杨白劳给黄世仁借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