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108国道边的一处密布竹林里，宋心强（前）与队友们发现了一堆熊猫屎
跨过溪流后，我们继续跟着杨稀翻上一个陡峭的小山坡。不过20多米的高度，却要手脚并用，紧抓长满苔藓的树干、树枝和竹枝。山坡的平缓处是一片低矮竹林，需要我们躬身前行，身前的巡护队员边走边扒拉树枝，不时用镰刀在丛林中开出一条路来。我身居其后，时刻留心躲避他们扒拉反弹过来的竹枝或树枝，也谨防镰刀的误伤。
茂密的丛林里一不留神就可能落单，因此人要时刻呼应，发出猴子一般的吼叫。
杨稀毕业于西华师范大学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2017年来到大相岭自然保护区工作。他戴着一副眼镜、挂一个相机，话语间有股理科生的严谨与斯文，但在山里他行动迅速，留意林中一切有价值的动物残留，有一种属于丛林的文武双全。仅是在这个小山坡上，我就收获颇丰，先是遇见了一只草绿龙蜥
（四脚蛇）
，然后又在一个空地处发现了一个乱糟糟的野猪窝。曾有一只野猪咬下了周边竹子和树枝，在这里搭起了一个有入口的巢穴。“它要用这个来保暖，尤其是母猪产子的时候。”杨稀解释。遇到这些时，队员们都会拍照，把小动物或其残留物装袋留好、系在树上，返程时取回。
而返程还遥遥无期。再往深处是一个山沟，有一条水量更小的小溪经过。相较于国道边的水流，山沟里的更加原始，树荫遮蔽，涉水的石头上布满了苔藓，我在踩着石头过河时不慎滑了一跤，打湿了左腿。此时，望着山沟一侧还有一个目测超过70°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坡，满头大汗的摄影师张雷终于选择了放弃，留在原地等我们。我则继续跟队，开始了一段强度更高的爬升。
这是一个更加考验攀爬能力的过程，因为坡陡，人要按照“之”字形爬升。
手抓着树枝和竹枝借力的时候，脚上还要不断地寻找着力点，那可能是一窝竹子，也可能是半裸露在山地之外、不知道有多大岁数的老树根。
潮湿的气候下，布满枯枝败叶的腐殖质层也是松动的，需要斜着身子反复踩实。费力爬升时，我还得担心滑嫩的树枝或腐殖质层里是否会突然蹿出来一些莫名生物。
在这样的原始山坡上，我此前不多的户外经验完全无用——登山鞋的鞋底很硬，踩到苔藓极易滑倒，还不如穿一双劳保鞋轻踩通过。登山杖更是毫无用处，远不如镰刀或一副厚实耐造的手套。唯一有用的是冲锋衣，它的外壳和帽子给人一种被包裹的安全感，让人能在丛林里埋头前行，以及队员们教我下载的一个户外App。
终于爬上山脊后，我喘着宛若刚跳完HIIT一般的粗气、感受着咚咚心跳，从兜里掏出了许久无法顾及的手机：爬升约一个半小时，海拔上升不到200米，却消耗了1016大卡。这应该是城市生活能在这里提供的唯一经验了。
丛林里也有城市难以想象的危险。山脊上有此行要查看的第一台红外相机。“山脊相对平缓，野生动物喜欢沿山脊活动，更加节省体力。这里视野也更好，一眼能望去20多米，能拍到的东西更多。”杨稀说，危险也是在此频发的。曾有队员遇上了黑熊，拿着树枝吼叫才把黑熊驱赶走——黑熊又跑到了其他队友的区域。
还有一次，两位队员撞见了野猪一家，两边悬崖耸立，两人只好立马爬上树、屏住呼吸，等野猪靠近大吼大叫才把它们赶走。
这种来自人类的威慑对群居的猴子则毫无作用，如果狭路相逢后人类扔树枝和石头来硬的，一群猴子会立马加倍奉还，所以最好的方式是遇见就跑。
小体积的生物更加可怕，那是一种在人类注意力之外的无孔不入。
山上最常见的是蚂蝗和蜱虫，队员们在爬上山脊后会相互检查。蚂蝗一旦感知到风吹草动就会扑上来吸血，人毫无知觉。曾有一位队员在巡护回站后，晚上就寝前才发现整条内裤全都是血，有两只蚂蝗正在裆里吸得畅快。蜱虫危害更大，它附上人体后会顺着身子爬，找好地方后会把带着病菌毒素的鼻头扎入人体，极易引发人高烧和感染。“那真是防不胜防。有时候你白天看着没事，晚上睡觉时把衣服放在旁边，它就有可能顺着衣服爬到你身体上来。”杨稀回忆，一位队友连续两次被蜱虫爬入鼻孔，第一次没经验高烧不退，去医院抢救时才发现蜱虫已经长得很大了。
讲完这些故事后，杨稀顺水推舟地劝我放弃，因为要抵达第二台红外相机处还有一段漫长的高强度爬升。我汗流浃背地喘着气，表示同意。
但看着两位队员继续往上的背影，我也意识到，放弃是我们这些外来者的特权，如此消耗与高风险的巡护却是他们的常态——季度巡护每三个月就要展开一次，队员们要在一个多月里爬完荥经片区860公里内的440个网格点位，查看并更新对应的440台红外相机。
在远离108国道的更深处，没有水、电和手机信号，巡护队员要请向导，背上一两周的物资，夜宿在废弃水电站的危楼里围炉取暖，或是砍下木头、拉着塑料布搭起帐篷，在寒风中通铺就寝，哪怕是男女同行。如果说生物圈的危险还可以规避的话，那自然界的风寒就无法阻挡了。常年在阴冷的高海拔处行走，让几乎所有队员都患上了风湿，一下雨就腿疼——包括2001年出生、走在我们前方的最小年龄队员康峻。
一个多小时后，康峻和队友凯旋的簌簌声从丛林里传出。他们带回来了一坨大熊猫粪便与拍到的珍贵影像。
一只大熊猫在海拔2300多米的山上对红外相机展现出了无尽好奇，它扒拉相机的画面成了这个相机的最后影像。
队员们还带回来了路上被几只猴子扔树枝围攻的笑谈，以及正在墨绿色的制服上游走乱窜的几只蜱虫。杨稀赶紧帮队友清理，把捉住的三只蜱虫用塑料袋封好，打算以后做科普用。然后，我们一行人连滚带爬，回到了108国道的溪流边。时间是下午2点。
后来我才知道，这条路线是巡护队招募队员时一条常规的考试路线。从108国道边爬到山脊上的第二台红外相机处，24岁的康峻能用56分钟往返全程，而手机App显示，我只爬了约2/3的路程，海拔波动不到200米，却耗时超4小时，消耗2100大卡。
巡护当天，宋心强没有跟我们走，而是走了一条更远更高的路线，“我要去碰猫”。2024年初，泥巴山高处拍到了一只大熊猫母兽带崽的画面，他想看看今年能否在相应区域捡到粪便，甚至碰见这对母子。下午3点多，他带回来了几坨不算新鲜的粪便，也没有遇见熊猫，言谈间有些失落。
能否在野外遇见大熊猫，是巡护队衡量自身工作的一道尺。
大相岭管护中心里，几乎每个人都会说自己从没在野外见过大熊猫，其他人也没见过。为什么要如此执着于遇见野生大熊猫呢？
跟着队伍进行一趟巡护后，我似乎能理解他们一些：作为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偶遇大熊猫不仅是一种期待和认可，也代表着一种回报。
巡护工作不仅高危，也很寂寞。队员们三两成行，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外风餐露宿，阴冷高寒的天气对于外地人尤为难熬。宋心强来自平原地带的山东济宁，硕士是在云南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2017年来到这里做野生大熊猫的监测保护，不仅患上了风湿，每次见面同学都戏谑说他皮肤白了不少。常年的巡护中，他还养成了野外摄影的爱好，在工资不多的时期就自掏两三万买了相机和镜头，八年来在丛林里留下了不少穿梭的划痕，“我得给自己留下一些印记，让这些年的工作没有白做”。
巡护队员们要在四川这些崎岖陡峭的山体中协力攀爬
这些寂寞的付出背后，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要遇见大熊猫，最近可以去60公里外的雅安碧峰峡，再远可以去都江堰或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
为什么又要成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呢，为什么又要去国家公园里偶遇野生大熊猫呢？
原因在于，相较于圈养大熊猫，今天的野生大熊猫仍是需要保护的，它们代表了中国大熊猫的大多数。截至2024年11月，全球大熊猫圈养数量有750余只，而早在10年前，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就显示，中国有1864只野生大熊猫活跃在川、陕、甘三省。
这一数字是靠着抽调的巡护人员“捡屎”三年才完成的，比40多年前的1100多只数量大幅增加，彰显着中国在保护大熊猫方面的成就。
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就将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
但隐忧在于，这1864只野生大熊猫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有灭绝风险。原因是大熊猫种群的延续依赖于遗传基因的多样性，长期圈养已被证实有近亲繁殖的灭绝风险。野生大熊猫多年的生存演进则是靠着不同种群、谱系之间的交流和繁衍来实现的。
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熊猫的栖息地变成了一个个“孤岛”，它们之间自由的“走婚”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零散破碎。
这已经威胁到了其基本的生存规律。比如前述调查就显示，1864只野生大熊猫可被分为33个局域种群，有24个小种群都有较高的灭绝风险，数量占12%。有鉴于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2015年数据公布后表示：大熊猫生存形势依旧严峻，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