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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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鞅法家的三大政治原则
在构建法家社会关系之前，要先了解商鞅的政治哲学：铁律制人;举国体制;利出一孔。基于这三大哲学观点，商鞅的一切政治变革，都是理所应当，水到渠成。
铁律制人：是法家的道德律。在看待人与人关系方面，儒家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银律)，君子要忠恕仁义，甚至以德行感化众生(金律)。以仁义道德约束百姓，境界高远，但在战国时代，却十分不切实际。法家因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抛弃仁义，从人性最恶的角度，来构建整个价值体系。君王不担心臣子不忠，而让他不得不忠;不怕万民作乱，而让其无法作乱。教化方面，选择暴力威慑而不是礼义教化，轻罪重罚，刑罚于将过。
举国体制：极端的竞争，需要极权体制。秦要争霸，那争霸必须成为举国目标。君王的理想，必须彻底贯彻在每一位国民之上。国民可能有他独有的理想：做个手艺人，演说家……但在秦国霸国梦之下，都被无情碾压。举国耕战，图强争霸，是国民不二的理想。六国之中，战争固然是常态，但能达到秦如此彻底的举国体制，或许只有赵武灵王时期的赵国吧。
利出一孔：举国体制，能调动巨大的体制力量，但力量如果分散使用，也是徒劳无功。在这一点，商鞅极富有政治远见，把举国力量，集中在耕战二事上。正所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对工商业极度打压，对儒生说客极尽驱赶，对诗书礼乐极数废弃，对农业和战争极端追求!
于是，造就了一个虎狼之国。
2、法家伦理是实践
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商君书·赏刑》
(法家社会伦理关系)
商鞅法家的伦理实践，体现在如下五各方面。
于国：以一统六国为终极目标，举国耕战为基本国策。六国呢?有几国能做到举国体制，又能做到代有雄主，为霸业孜孜以求?
于君：王之所以成为王，不是因为仁义道德，而是君王依仗的地位权势。君王驾驭臣下，靠的是刑赏两大权柄。赏有功，诛有过。但仅做到执法贤明，还不够。春秋战国数不尽的子弑君，臣犯上。君王必须以极端的利益关系，来看待君臣、家庭关系。而法术势，就是其中的手段。
于臣：法家从来不幻想臣子会绝对效忠，它深刻地看到了臣子君王利益的不一致。臣子都有私心，只是君王把私欲控制住罢了。所以，秦国体制下，从来都是不遗余力重用人才，同时又不遗余力制衡权臣。
于民：秦国对待民众，是极为粗暴的驱使。秦国的目的，从来不是经世济民，而是王霸之业。为了提高百姓之间的行政效率，商鞅强行改变秦国风俗，让兄弟分家，增加生产;让乡邻连坐，相互监督。对于百姓而言，帝国只留有一个上升空间，就是军功爵。无功不封爵，帝国的社会等级，全然和战争关联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