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伊尔汗国定都大不里士后，城市规模急剧扩大。旭烈兀（Hülagü）西征结束后，蒙古部落、土库曼部落、伊朗高原中部的氏族部落涌向大不里士。在伊尔汗王鼓励发展商业政策的刺激下，众多的商人、手工业者、学者等也聚集城市，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并在大不里士城西专门建造帐篷和营房，用以接待从东方中国来的使者和宾客。伊尔汗国继承阿巴斯王朝和塞尔柱王朝的土地制度，以瓦克夫制度（arādī-yi vaqfī）控制公有制土地，这对大不里士的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瓦克夫的收入来源基于瓦克夫地产收入及其土地上农民的剩余产品，同时也包括河渠、巴扎、商店、浴室、磨坊及贷款利金等收入。1295年合赞汗改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后，伊尔汗国的瓦克夫制度迅速发展，大不里士的城市建设加速。家境富庶的穆斯林和虔诚的穆斯林不仅恪守天课，而且接济穷人，赞助慈善事业，如资助公共设施、清真寺、学校和医院等。大不里士的灌溉用水和居民饮用水除了仰赖河流，多是通过地下水道（qanats）供水,尤其是夏天，河流大多干涸，河水过咸，所以地方富庶人士把开凿、维护地下水道、引水渠等作为慈善捐款和资助的重要事项。资助人可以向用水人收取费用，部分所得资金继续用于引水工程、水道维护等公共事务，形成良性循环。伊尔汗国时期，大不里士旧城及郊区相继建立的都米娜（Dou-minar）、赛义德·哈姆沙（Sayyid Hamza）、阿里沙（Alishah）、齐亚西耶（Qiyathiyya）、底米斯齐耶（Dimishqiyya）等，都是城中富裕穆斯林捐献。其中，合赞汗（Ghazan）赞助的合赞尼耶（Ghazaniyya）与维齐尔拉施特（Rashīd al-Dīn）赞助的拉施特区（Rashidiyya或Rubi-i Rushidi）堪称典范。合赞汗统治时期，大不里士城市范围更加扩大，突破旧城墙，直抵新城墙和赞城墙（Ghazani Wall）。
随着大不里士城市范围的逐渐扩大，城市经济恢复并迅速发展，大不里士取代巴格达成为中东区域贸易网络的中心，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伊尔汗国建立后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是大不里士兴起的前提。公元1251年蒙哥继大汗位，命旭烈兀帅军西征波斯，1252年7月大将怯的不花领一万二千士兵先行出发，开启了第三次蒙古西征。旭烈兀军队于1256年攻破阿萨辛（Assissin）城堡，经由哈马丹（Hamadān）包围巴格达，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城，灭亡阿巴斯王朝。在大肆劫掠巴格达后，旭烈兀进发叙利亚，1260年2月攻克阿勒颇，4月攻克大马士革，但在9月与马穆鲁克军队的阿音·扎鲁特（A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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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alout
）之战中失败。随后，旭烈兀返回马拉盖，建立伊尔汗国。
1264
年，忽必烈封旭烈兀为“从阿母河起以迄叙利亚、密昔儿遥远边境的君王”，伊尔汗国正式建立。对外，伊尔汗王与元帝国保持密切的藩属关系，与金帐汗国虽有军事摩擦但商路不废，与西欧基督教国家维持和平的贸易联系，与埃及马穆鲁克则在不赛因汗之后实现短暂的和平。对内，伊尔汗王在汗国境内鼓励商业，尤其是合赞汗的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汗国的发展。
1295
年合赞汗即位后，为获得汗国内部穆斯林贵族势力与民众的支持，下令皈依伊斯兰教，并进行了全面的社会改革。通过联合国内宗教势力，鼓励发展农耕，统一货币、度量衡，完善驿站制度，推行土地国有制和军事采邑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伊尔汗国在合赞汗统治下盛极一时。大不里士是伊尔汗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阿鲁浑尼耶（
Arghuniyya
）、合赞尼耶、拉施特区等相继建立，城市空间扩展，使臣接踵而至，商队相望于道，城市呈现繁荣之貌。
其次，蒙古西征打通欧亚“丝绸之路”是大不里士繁荣的保障。彭树智先生曾言，“交通是文明交往洪流奔腾向前的大动脉”。古代欧亚大陆文明交往的通道便是“丝绸之路”。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政权林立，东西商路阻塞。13世纪上半期，蒙古铁骑以蒙古草原为后盾，攻占东亚的大金、西夏、南宋，征服中亚的西辽政权和花剌子模，吞并西亚的阿巴斯王朝及诸多小国，灭亡拜占庭帝国，巡猎于西伯利亚，饮马于维也纳城下，震慑地中海、西欧诸国。自此，欧亚大陆建立了以黄金家族为中心的元帝国及四大汗国，进入多元文化并存、相互融合的发展时期。庞大的帝国碾平亚欧大陆界碑关卡，使北宋以来多有阻塞的“丝绸之路”重新贯通。东起元帝国，西至伊尔汗国的陆上商道实现对接，构成了完整的贸易网络，并获得蒙古帝国强大的政治军事保障。元帝国重视经营内河航运，“丝路”东段可通过泉州、广州港口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经西亚的忽鲁莫斯港（Hormouz，今译霍尔木兹）和巴士拉（Basra）等重要海港与“丝路”西段在西亚汇合。自此，欧亚大陆陆上、海上贸易线终于连接，形成了环绕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及东海岸的交通体系，堪称当时的“世界贸易圈”。以此为契机，大不里士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向北、向东沟通黑海、里海，向东南连接呼罗珊，向南经过巴格达连接汉志商路，成为“丝绸之路”西段的咽喉锁钥之地。该时期的大不里士商贾辐辏，贸易活跃，极为繁荣，蔚为一座“国际性”大都市。
再次，蒙古西征后巴格达走向衰落是大不里士兴起的契机。巴格达曾是“丝绸之路”西段连接中东、欧洲、中亚和阿拉伯海的枢纽城市，在阿巴斯王朝时期一度形成中东区域贸易网，将伊斯兰文明拓展至周边的世界。然而，从13世纪初开始，众多因素导致辉煌的巴格达城市急剧走向衰落。一是，蒙古军队西征直接导致了巴格达城市的衰落。1258年蒙古军队血洗巴格达，旭烈兀纵兵劫掠，大肆搜刮宫殿、民宅财物，焚毁清真寺、陵寝，城中居民近八十万被杀害，战后又对巴格达横征暴敛，更兼1291年兽疫大流行，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巴格达的文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二是，巴格达处于伊尔汗国与埃及马穆鲁克争夺叙利亚的战争前沿，备受战争摧残，城市缺乏恢复和发展的和平环境。不赛因之前的汗王都将占领叙利亚、攻克开罗作为军事目标，埃及马穆鲁克则扶持傀儡哈里发，以伊斯兰世界中心自居，试图收复圣城耶路撒冷和旧都巴格达，双方多次在叙利亚展开较量。阿八哈汗曾两次进兵叙利亚，合赞汗曾三次主动与马穆鲁克军队在叙利亚对决，在马儿只—速法儿草原（Marj al-Saffar）之战中遭遇大败。由于缺乏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巴格达的城市恢复和发展时常被战争阻断。例如，1261年马穆鲁克哈里发率军欲攻取巴格达，时任巴格达长官巴哈杜尔·阿里（Behadir-Ali）领巴格达戍兵与哈里发军队战于安巴尔（Anbar），士兵多溺死于额弗剌特水（即幼发拉底河）。直至不赛因汗与马穆鲁克议和，双方才获得短暂的和平。三是，频繁的战争中断了巴格达原本优越的对外交往路线。1265—1266年马穆鲁克军队就夺取了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凯撒里亚（Cesaree）、阿尔速浦（Arssouf）、采法特（Safad）、雅法（Yafa）、沙吉普（Schakif）等十字军城市，以及美鲁哈特（Melouhat）、希法（Hifa）、哲勒巴（Djeleba）、阿尔哈（Arca）、哈里亚特（Caliat）城堡。1290年，马穆鲁克军队又攻占了马儿哈卜（Marcab，今译马尔哈勃）、老射底（Laodicée，今拉塔基亚）等城市，毁灭商业城市特里波利城（Tripoli，今译的黎波里）。1291年马穆鲁克又相继攻占重镇阿克尔（Acre，今译阿卡）、梯尔脱尔脱思（Toryose，今译托尔托斯城）和别力特城（Beryte，今译别利特城）。自此，十字军在叙利亚的领地尽失，地中海经过叙利亚沿海港口与巴格达联系的道路被切断。欧洲与伊尔汗国的交往只能另寻通道，巴格达的衰落无可避免。
最后，伊尔汗国定都大不里士是其兴旺的首要条件。1265年阿八哈汗定都大不里士，大不里士成为伊尔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较于战乱频发的巴格达，大不里士的城市发展条件更优越。其一，蒙古军洗劫阿塞拜疆地区，大不里士在贡献巨额战赋后得以幸免屠城。1233年卓尔玛罕率军平复扎兰丁复国运动时再至大不里士城下，城中居民奉上财物，免予劫掠。整体而言，大不里士虽然在蒙古西征中遭受经济损失，但城市居民未受屠戮，城市建筑、生产设施完好，为城市恢复和发展提供良好基础。而且，在对巴格达等城市大肆劫掠之后，旭烈兀命人将金银熔铸成巴里失存放在大不里士的贴列山上，从各城市中掳掠的工匠、学者也多聚集在大不里士，为大不里士的兴起提供物质和人才保障。其二，蒙古统治者在战后热衷于兴建城市，呈现出游牧生活与城市定居生活并重的特点。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维尔（Charles Melville）和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Allsen）指出，虽然伊尔汗国宫廷随季节迁移，但汗庭生活仍旧依赖于大不里士和苏丹尼耶等城市。大不里士以南有适宜放鹿的木干草原（Mughan Steppe，今译穆甘草原），毗邻里海且靠近大不里士，是理想的越冬之地。蒙古统治者们可依托草原获得战士和野物，保障军力供应，还能通过城市获得谷物和财富，强化经济统治。1301年合赞汗就曾在木干草原渔猎，1303年完者都汗也是在此地发出送往欧洲的信函。其三，大不里士的战略位置和商业地位极其重要。大不里士位置相对靠东，距离元帝国、哈拉和林较近，便于与元帝国的紧密联系，又可为元帝国监视帝国北部与金帐汗国的边境，具有战略优势。而且，伊尔汗王着力保持汗国境内驿道畅通，完善大不里士城市建设，吸引商队，发展贸易，特别是在阿卡重镇陷落后，欧洲与伊尔汗国的贸易线路转移至黑海—特拉布宗—大不里士贸易线。大不里士作为“丝路”西段连接西亚与欧洲的重要枢纽城市，成为继巴格达之后西亚最大的商业和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