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陈立夫设立训导长的目标是规训学生，费巩反其道而行之，自然引起校内党团的不满，也造成当局的“不爽”。1940年12月7日，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对竺可桢表示“希望有一正式之训导长”，并希望由张其昀继任
（《竺可桢日记》第7卷第496页）
。当局看来，非党员的费巩仅仅是“临时工”。无奈之余，竺可桢只得按照教育部的意愿，请张其昀继任。
浙江鄞县人张其昀（1900-1985），中国人文地理开创者之一，竺可桢南京高师高足。在竺可桢的极力举荐下，当选中研院首届评议会气象学科聘任评议员，曾引起非议。张其昀是国民党浙大区党部负责人，在诸葛麒等协助下，吸收郭斌龢、顾穀宜、李相勖、李浩培、苏步青、王琎、胡刚复、朱正元、江希明、蔡邦华、杨耀德、黄尊生等入党
（杨思信《战时浙江大学的训育与风波——以竺可桢日记为考察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更因陈布雷的居中斡旋，得蒋介石资助创办《思想与时代》，一时影响甚大。他因此以“体力不胜”“不愿为行政”推却。竺可桢最终以训导委员会（由张其昀、李熙谋、诸葛麒等组成）形式减轻训导长责任，张其昀于1941年1月30日勉强接任。张其昀与李熙谋等是浙大国民党党团负责人，训导处与党团关系自然极为融洽。
张其昀因编辑《思想与时代》太忙，并不安于其位，竺可桢不得不寻找替人，在学校之外谋求曾在浙大负责训导工作的广西教育厅长雷沛鸿（1888-1967）、中央大学教授许恪士（1895-1967）等，校内接洽李熙谋与郭斌龢
（《竺可桢全集》第8卷，164、166-167、175页）
。无论如何，张其昀一直坚持到1943年2月访美离校，郭斌龢继任。竺可桢介绍新任训导长郭斌龢时说：“训导一职，任劳任怨，重以当此时空，欲为同学多谋幸福，殊非易易”，郭斌龢“在校历有年所”，“不辞劳怨，出任斯职，殊深感激”
（《竺可桢全集》第2卷，566页）
。
语言学家郭斌龢（1900-1987），字洽周，江苏江阴人，哈佛大学硕士，并赴牛津大学研究院进修。1937年执教浙大，曾任国文系、外文系主任，他主张实施“劝导的、同情的、以身作则的”式训导，“先之以劝告，劝告不成最后惩戒”
（《第三次纪念周郭洽周先生讲训导方针》，《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17期[1943]）
。当然，他与张其昀一样，作为国民党浙大负责人之一，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团联系、密切训导与党团关系，并呈请教育部命令“各大学教师均应研究三民主义”等
（张淑铿主编《浙江大学史料》第二卷（下），487页）
。国民党团组织入侵大学的同时，中共秘密组织也开始复活，由此带来学生活动的日益党派化。即便如此，郭斌龢作为训导长一直维持到1946年1月（当年离开浙大任教中央大学），成为浙大历史上担任训导长时间最长者。
二
抗战胜利后，大学内外环境变动，训导长责任发生了新的变化。教育部废除训导会议，成立训导委员会，校长聘教授三至九人组成，校长、训导长、教务长为当然委员
（《竺可桢全集》第10卷，169页）
。对于浙大的训导方针，竺可桢认为“目前各党派既列于同等地位，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即青年团亦只能作为一种服务团体，如青年会然。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训导方针应以道德服人为标准”
（《竺可桢全集》第10卷，12页）
。
1946年1月14日，黄尊生接替郭斌龢出任训导长，时间以学校迁回杭州为限。广东番禺人黄尊生（1894-1990），中国世界语运动先驱，1938年任浙大法文教授，1946年5月回粤。8月9日，竺可桢得知黄尊生 “已决计留粤”，说他“年来颇多臂助，其人甚热心办事，不多得之人才也”
（《竺可桢全集》第10卷，179页）
。竺可桢只得再次寻觅新的训导长。10月26日，以顾穀宜“比较能得学生信任”请顾出山。顾虽推辞，但言再考虑。10月29日，顾就任训导长
（《竺可桢全集》第10卷，236-238页）
。竺可桢在同日训导会议上指出，浙大训导工作面临多种困难：第一，“学生来源不同，分发新生如青年军及临大学生皆自成风气，师范与大学、总校与分校界限一时不能消灭”；第二，“民主风气盛行及政治上之不安定，予训导上极大困难”；第三，“师生情感淡薄，学生对师长不能尊敬”。面对上述困难，学校训导原则：发扬求是精神，增加课外活动，提倡学术空气，增多师生接触机会，重理智启发、减少干涉，不分党派、不分地域、倡导思想自由
（《竺可桢全集》第24卷，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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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无锡人顾穀宜（1904-1966），1925年毕业于南洋大学电机科，先后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脱离政治转入教育界，1935年任教浙江大学，教授西洋史。他与竺可桢“私交甚睦”，因实践过国共政治运作，“头脑甚清楚”，“颇有一番智谋”，“八面玲珑，善于应付”。但他面对的不是正常社会，特别是内战爆发，在校园掀起更为强盛的波澜，“学生看不惯现实，憎恶战争，于是罢课抗议、游行请愿迭起。政府说学生是‘为匪张目’，要‘肃清学校匪谍’，乃禁止游行，封锁学校，再进而黑名单、抓人、特刑庭等等”；“学生要求训导长保障学生安全，政府下令训导长禁止学生一切活动”，“二者一拖一磨，搞得训导长东奔西走，乱作一团”
（方旦《浙大三易训导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