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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收缩
这与两年前相比，全然是另一番景象。
在经历了2016—2017年的疯狂发展后，今天查看PPP企业陆续公布的年报，不难发现，其中的一大共同点均是放缓节奏、压缩规模。
比如，东方园林称“2018年下半年，公司根据政策导向和资金情况，主动降低了PPP项目的拿单节奏”，棕榈股份表示“受宏观环境影响，公司对 PPP 业务的承接持审慎原则”，龙元建设称“提升了项目收益率要求和风险评审标准”等等。
“据我所知，现在做PPP的企业，除了比如中南建设这种极个别的，其他的全部在收缩，包括我们自己。”一家规模排名靠前的PPP企业人士近日对记者如此表示。据他讲述，现在去各地方出差谈判，听到的几乎都是企业要求解约项目的消息，或者要求减少项目建设内容，将项目投资金额降低。
根据PPP咨询机构明树数据，2019年3月，全口径项目成交金额为1558亿元，创下最低值；其中已落地项目成交金额为1005亿，同样是PPP模式开展以来的最低记录值。
据记者近日与多位业内人士交流，“放缓节奏”是这些企业今年的一致策略，具体做法上就是提高获取项目的门槛，“我们最初几乎没什么门槛，只要求地方财政总支出达到20亿即可，现在内部定的策略是，只做百强县、省会城市、地级市以及沿海发达地区的项目。”上述人士透露。
央企同样在收缩。2019年2月份，上市公司葛洲坝公告称，为理顺在建项目管理体制，加强在建项目管理，董事会同意撤销公司PPP事业部。据业内分析，央企的类似行为主要是受到192号文监管要求央企控制负债率的规定所约束，而PPP模式对社会资本方而言，资产负债压力非常大。
资金饥渴
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缺钱”。
查看年报，各大PPP公司对战略收缩的表述均是“提高项目收益要求”、“加强风控标准”等，原因解释则都是“受宏观环境影响”、“受PPP监管政策收紧影响”等。
但事实上，体现到企业经营层面，无一例外均是资金吃紧。去年，东方园林发债遇冷以及欠薪事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该公司实控人在民企座谈会上呼吁资金支持使得公司一举变身网红企业的同时，也将这类民企的资金饥渴症推向了高潮。
在去年金融去杠杆的环境下，金融市场出现大面积债券违约，彼时PPP企业就频繁现身于违约榜单，包括盛运环保、凯迪生态、神雾节能等；今年以来这一趋势还在持续，今年到目前为止新增的10家违约企业中，就包括东方园林、天翔环境等。
信贷市场亦是如此。据记者了解，PPP企业贷款逾期的情形也并不罕见。
记者查看这些企业公开披露的财务报表发现，仅从报表上看，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相比2017年均已有明显提高。以规模500亿以上、PPP项目规模居前列的民企上市公司来看，其中7家资产负债率全部上升，最高的中南建设从91%上升到92%；华夏幸福从81%上升到87%，其余也都在60%以上。
而仔细分析即可知，实际情况比公开报表所呈现的更加严重。比如记者就发现，东方园林财务报表里对PPP项目公司全部进行了出表处理。“这并不合理，这种项目公司，母公司的控制权都在50%以上，原则上不应该出表。”一位财务人士对记者表示。
东方园林2018年年报显示，PPP公司股权投资款79.9亿，PPP运营项目在建工程7亿，均计入“其他非流动性资产”科目。上述行业人士对记者分析，不管项目融资进展如何，这种操作都大大隐匿了企业实际负债状况和流动资金压力，而如此操作的也并非东方园林一家企业。
国资“驰援”
资金压力带来巨大的纾困需求，也因此，去年以来，国资频繁以白衣骑士的身份现身PPP企业。
据记者梳理，上文所提的8家规模靠前的民企PPP企业中，已有5家明确公告引入国资作为战略股东，华夏幸福则引入平安作为二股东。其中，东方园林引入北京朝阳区国资旗下基金、碧水源引入川投集团、铁汉生态引入深圳国资委、蒙草生态引入当地国资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启迪桑德引入雄安集团。
业内人士对记者透露，目前环境下，民企PPP都有意愿引入国资，其余的企业也有此想法，只是具体的策略不同。从国资的角度来看，也有此意愿，但是由于民企大多是被动出于寻求支援的出发点，很难有对等谈判机会。
民企PPP普遍引入国资驰援的逻辑显而易见，即急需走出资金困境，在国内目前固有的融资环境下，引入国资或许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了。
但是果真有效么？上述PPP企业人士对此并不乐观，“可以设想一下引入国资后，企业最快出现的变化，首先肯定是新股东开始控制管理成本，各种费用会下降、冗余人员会裁撤；其次，已经在开展的项目和业务是既成事实，这无法扭转；最可能产生的效果就是在流动性贷款方面或许有些作用，但是长期的项目贷，银行看的还是项目本身的情况，不会有太大作用，而PPP企业要的就是这种长期贷款。”
症结何在
PPP企业尤其是民企PPP企业集体陷入今天的境地，有宏观背景和行业因素，尤其是中央政府收紧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控制，业内多将其视作此轮PPP企业集体陷入困境最重要的原因。
是否被视作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目前该问题中的一大焦点，密集发布的相关文件对PPP融资步步收紧，最近的是3月8日财政部出台的《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10号文），被视作PPP最强监管文件。
此种背景下，金融机构早已加强了对PPP项目放款标准。记者近日就从业内了解到，某大行对PPP项目所在地的财政支出要求从40亿提高至50亿；某股份制银行甚至暂停了部分省级PPP项目贷款。
另一个重要因素，过去的融资环境下，PPP有相当大一部分资金穿透后来自银行理财以及其他资管资金，但资管新规要求资管产品期限匹配，最直接的冲击即反映在这些长期项目的继续融资上。记者近期就了解到，包括银行在内的不少资管机构在新规之后相继暂停了对此前谈好的PPP项目的继续放款，并且在着手考虑如何处置这些长期限非标资产。
从这个角度而言，PPP企业集体遭遇困境确实很大程度上是宏观环境和政策变动所致。但继续往下追问即可发现，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上述PPP企业人士看来，企业自身的问题更为根本。他对前两年PPP企业在市场上疯狂扩张、完全不做测算地抢项目的情景记忆深刻，这些项目如今都成为企业不能承受之重。企业也不考虑自身实际经营管理和持续融资的能力，只是按照竞赛的原则抢项目、拼规模。
一个可说明企业超出自身能力过度扩张的普遍现象是，查看部分PPP项目融资结构就会发现，大量企业均是通过提前介入与政府共同成立基金、小股大债、短债长用不断续期滚动等形式解决项目资金问题。拆解部分项目融资案例其融资结构均呈现出这种特点，并且大量利用表外融资、信托贷款等方式。
一个业内公认且值得反思的现象是，PPP模式推出的初衷是，要在政府债务已然高企、不再增加政府债务负担的情形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PPP模式撬动社会资本，但在实际操作中，PPP模式则变身为政府融资工具。
一位沿海地区股份制银行人士对记者说，其基本没有开展过PPP项目，当地这类业务极少，早在PPP模式出现之初，作为政信业务经理，他也曾去与当地政府沟通此类业务，对方并无此意向，且表示这类业务政府均是要兜底回购，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贷款并无此必要，越是财力弱、债务压力大的地方政府越积极，“现在这些企业出问题，跟PPP模式无关，跟地方财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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