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父亲一年回家两次，农历三月，种洋芋的时候回家待一个月，到八月份收洋芋时，再回家一个月。收完洋芋种上小麦，父亲便离家，再待到来年三月。剩下的日子，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力。
我们姐妹长大一点后，就跟随母亲上地干活。在西部农村地区，割麦是庄稼人一年中最辛苦的劳作，但父亲这个时候回不了家。六月，我们仨跟着母亲一起收麦子，从割麦到麦粒出场，最艰难的是用木架子车将麦子从地里拉回到打麦场。家里没有男性劳力，母亲就要请求别人的帮助，这期间的冷眼流言自不必说。有一年，母亲在帮人扛车时用力过度，最后累到吐血。
我渴望自己能做点什么，把她从如此沉重的辛劳中拯救出来。
母亲没有儿子，在闭塞的乡村，这个事实成为一个巨大的创口充斥着她的前半生。外婆去世下葬，依照习俗，儿女都要顶灵。但因为没有生儿子，母亲被她母家的叔父阻止顶灵。当母亲痛哭着说出这些事的时候，未来像一团巨大的伤疤，覆盖了还是小女孩的我对人生的选择。
“那是我的娘啊！就因为没儿子，我就不能给她顶灵。”母亲说着这些话，然后哇哇大哭。
这个画面一直揪着我的心，即使当时的我无法理解所谓的“无后”究竟能有什么意义。但从那时起，我对爱情的期许就是有一个人，愿意与我支撑起我的家庭，用母亲的话说就是“顶起这个家的门户”。
那年，我17岁。
日子一天天改善，父母也着手翻修家里的旧房子。父亲干活干累的时候，会责备母亲没有把大姐生成儿子。母亲心有不快，但是她从不会在父亲面前表达自己的不满，即使她对父亲有很大的怨恨。她自己从心底也觉得，没有生出儿子是对这个家的亏欠，是她命不好。命不好，是我们这个地方对生女儿多的家庭的定义。而头胎生儿子以及多生儿子，被定义为“命大”。
母亲总会向我们姐妹说起对父亲的旧怨，比如在她生完妹妹后，父亲把外婆带给她补身子的白糖和鸡蛋自顾自吃完；在有人想要抱养妹妹的时候，父亲想把妹妹送出去。在她的哭诉中，我们会怨恨父亲，也会厌恶自己的女性身份，我们四姐妹曾经都有过一个执念——如果我是个儿子该多好。
大学前三年，我一直没有谈过恋爱。在这期间，我也向母亲承诺，我不会外嫁，我会找一个人做上门女婿。不到20岁的年纪，在对爱情没有任何实际触碰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献祭自己婚姻的决定。
大四那年，爱情出现了，与爱人同时出现的，还有因爱而许诺愿意入赘的诺言。
认识爱人那年，我21岁，他23岁。当时他是一个腼腆的人，恋爱之后，我介绍他和我朋友见面，他都会脸红。后来，我和他说起我的家庭情况，我家有四个女儿，一个姐姐已经出嫁，另一个姐姐也定好了出嫁的日子，妹妹太小，只有我，最适合留在父母身边。那时他出于疼惜，也因为我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会有一份稳定的教师工作，对于他来说，也是理想的结婚对象。所以，他主动说，以后我们结婚，如果生儿子就跟我姓，生女儿跟他姓。
爱人父亲在他上初中时受伤瘫痪，在他刚上大学那一年去世了。他父亲生前也是教师，所以他对教师这个行业也有特殊的感情。此外，虽然同在农村，我的学历比他高，家庭条件也比他好一些，再加上还不错的外形条件，都促使还很年轻的他做出入赘这一选择。但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当时的我很感激他，也对他因为爱我愿意入赘有很强的亏欠感。
除了我主动承诺不会出嫁要留在父母身边，我的家人从来没有正面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姐从小是由奶奶带，和父亲在煤矿区长大，15岁才回到母亲身边。当她谈了恋爱，朋友告诉她作为老大她可能需要留在家里时，她说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二姐则选择逃避，最早结婚外嫁。
我始终是那个最听话懂事孝顺的好女儿，那时，在我的认知里，所有的女儿都外嫁，对父母是最严重的打击，我不能让他们遭遇这种打击。尤其是母亲，我要成为她的依靠，让她不再恐惧外界的嘲笑，不必担忧后半生无人可依。
我上班后，谈及婚事，我和对象各自都默认了入赘这种形式。母亲会在外说，是我男友主动提起往后生儿子跟我姓的事情。在别人的恭维中，她说自己不会为难女儿，是孩子选择留在她身边。
是的，是我自己选择的。那时候的我觉得，只要能让母亲满意，我自己的生活幸福不幸福都不重要。
我们四姐妹大学毕业后，都进入我们县的事业单位。在我们相继上班后，母亲的自尊也开始慢慢生长。大姐和二姐相继出嫁，虽然她们都嫁在本县，离家不远，但父母觉得她们已经成了别人家的人。这时的母亲，投诸在我身上的期待，以一种诡异而可怜的形式呈现出来。
一次，母亲在市场给外公挑选完衣服后，我付了钱。店老板问母亲，这是女儿还是儿媳，母亲抢先回答：“是儿媳……”在店老板的艳羡与赞叹中，母亲以一个婆婆的身份向听众虚构着她从未经历过的婆媳相处之道。
“做大人的，要把别人家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自己能帮娃娃的时候就帮，不能帮了就少说几句话。”
“不要干涉孩子的事情，只要人家两个人过得好就行了。”
“人家女儿嫁到自己家，都还是小孩子，做大人的要能容人。”
在她的故事里，她是那么完美的一个婆婆，她沉浸在自己的讲述中时，作为女儿的我是不存在的。整个过程，让我失语尴尬，却又满心怜悯。
也是在这一刻我意识到，比起一个让人称赞的女儿，母亲更愿意有一个让人认可的儿媳。我内心的那个小女孩默默地对自己说：如果她觉得将我当成儿媳，能够让她更好受一点，我也可以在她需要时扮演她的好儿媳。按照她需要的剧情，在一个好女儿和好儿媳之间不停变换，只希望能填补她心中那个没生儿子的创口。
在这个过程中，我高估了自己的背负能力，低估了婚姻的复杂性，更是完全地将“我自己”牢牢地捆绑在母亲的创口上，试图去安抚、填补它。2014年元月，我进入婚姻，年底生下儿子，按母亲的希望，儿子随我姓。那一刻，那种自我献祭般的崇高感，让我又满怀深情地怜悯自己。
我结婚后，身边的人在母亲面前称呼我爱人的时候都称作“你儿子、你后人”，母亲很喜欢这种称呼，我能看到她发自内心觉得高兴。我也会因此觉得欣然，但我忽视了另一个人——我的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