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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涛:美国五次贸易战与资产价格——向好、震荡与恐慌【“东升西降”系列之三】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 公众号  · 财经  · 2025-05-27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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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著名的总统提名演讲“我保证为美国人民实施新政”中讲到, “胡佛与共和党想让大家以为,经济规律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不可逆转的,没有人能够预防它引起的恐慌,……, 我认为我们必须坚持事实,经济规律不是原本存在的,而是人类造就出来的” 。对更具体的资产价格和配置影响,我们将在全文分析和文末结论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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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贸易战四大目标:贸易、财政、产业与经济地位

美国历次主导贸易战的目标,皆可概括为四大目标:一是调整贸易收支和贸易赤字;二是调整财政收支和财政赤字;三是产业保护和制造业竞争;四是维持经济地位和美国优先。 从宏观经济和产业竞争的角度看,五次贸易战的发生,其相似之处,皆发生在美国与他国制造业比肩的关键时期,其不同之处,主要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状态、贸易战策略、所受反制力度等。

如图表1-图表2:1)五次贸易战皆发生在美国与他国制造业比肩的关键时期, 包括,英国和美国制造业份额最后一次并列第一、德国制造业份额最接近美国、日本制造业份额最接近美国、我国制造业份额超越美国和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升级的关键时期。 2)五次贸易战时期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差异明显, 以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商贸的份额和其所反映的竞争力看,从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战时的14.3%、到1971年尼克松冲击时的12.6%、到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11.2%、到2018年对华贸易战时的8.6%和2025年对全球贸易战时的约8.4%,整体份额仍在全球第二,但过往较峰值下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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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贸易战三大抓手:关税、汇率与其他限制性措施

美国历次主导贸易战的策略工具,主要有三大抓手,一是关税措施,二是汇率措施,三是高科技产业管制等其他限制性措施。从历史情况看:1)关税措施, 由于单边加税往往更具对抗性,对美国市场冲击风险相对更高; 2)汇率措施, 如是协调达成汇率重整,实现美元可控贬值,则对美国市场相对利好,更多影响国际汇率和商品价格,但如是对抗性的竞争性贬值,则对美国和全球市场的冲击风险皆高; 3)高科技产业管制等其他限制措施, 其影响主要取决于限制范围、产业竞争和更广泛的宏观经济状态组合。

如图表3:1)在1890年代, 美国的总经济规模和全球商贸出口份额逐步接近英国,美国的保护主义高关税开始松动; 2)在约1920-1930年的一战后经济恢复时期, 英国、美国及西欧的产业竞争激烈,美国再次大规模使用关税、汇率等贸易战措施; 3)在1971年尼克松冲击和1985年广场协议时期, 由于美国在自身主导体系内实现了美元的大幅可控贬值,对关税加征的使用相对较少且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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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贸易战三层冲击:反制、宏观结构和最终贷款人

贸易战对资产市场的冲击影响,主要需要分析三层冲击,第一是贸易战本身层面,第二是宏观经济层面,第三是资本市场层面。稍具体看:

从贸易战本身层面,重点在是否有强有力的报复性反制,要分析全球其他国家反制的范围、力度和效果。 如美联储前副主席、以色列央行前行长斯坦利·费希尔在其政策报告中所述,如果没有报复和反制,贸易战及关税加征是可以刺激经济的,主要通过进口转为内需、增加国内收入、增加国内货币等途径,但如果存在他国的报复性反制,贸易战及关税加征将可能产生负效果。

从宏观经济层面,重点在贸易战开启时的宏观经济周期和结构,要分析一篮子的宏观经济状态组合整体。 如我们在本系列上一篇《贸易战难以持续:美国的软肋——“东升西降”系列之二》中所述,本次特朗普开启的新一轮贸易战,一度引发了美国自身的股债汇三杀,美国经济和市场至少存在“九大软肋”,决定了其贸易战难以持续、终将失败,需要尽快转向稳定经济、稳定市场。

从资本市场层面,重点在“最终贷款人”的决心和能力,由于贸易战时期的产业链扰动等外生不确定性较高,要分析“最终贷款人”能否有效处理可能的恐慌、挤兑及合成谬误风险。进一步看:1)最终贷款人能创造多少货币、而多少是合适的? 央行的两难困境是,既希望市场相信其有无限印钞权、以避免恐慌挤兑,又希望市场通过自身机制调整稳定、以避免道德陷阱。 2)最终贷款人的货币创造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条件、支持谁? 包括抵押品是什么,资金投向是什么,获援机构是哪些,贴现和市场操作等工具如何设置,如何既允许泡沫消退又避免流动性危机伤害健康资产等。 3)谁是最终贷款人? 从全球实践看,央行常是资本市场“直接的最终贷款人”,但在部分时期,财政、甚至海关,有可能是与央行一道支持资本市场的“共同的最终贷款人”。

如图表4,以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为例,美国马歇尔计划和二战后新经济秩序的主要政策理论架构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1)从1929年5月到1930年6月讨论的关税提案, 加剧了美国国内和全球的恐慌和不满,之后法案的实际签署生效加剧了实际经济压力。 2)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签署, 事实上代表着美国放弃了对世界经济的责任。 3)资本市场上的资产价格, 由于情绪恐慌、经济收缩和“囚徒困境”式的挤兑风险,开始出现价格泡沫破裂,最终何时企稳不仅取决于关税及贸易,而且综合取决于国际贸易战博弈、国内更广泛的宏观经济稳定、央行或财政如何作为“最终贷款人”支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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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联储框架改革:防范恐慌失控和稳定资产价格

我们认为,美联储正在着手加强其“最终贷款人”角色以支持市场——其目前进行的2025年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在资本市场和金融稳定领域,重点讨论了防止资本市场“恐慌性失控(Eliminating Tantrums)”和加强对主要资产价格波动的预防及应对,尤其是保证股市、美元、房地产三大风险资产价格稳定。 事实上,鲍威尔也在相关讨论中公开明确的将“贸易战的供应链冲击”列为美国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将面临的最主要不确定性风险。

如图表5-图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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