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教育水平
人口质量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教育水平或者说人力资本的变化。在整个长期人口变化过程中，不仅人口数量呈现出人口转型的特征，而且除了人口健康水平逐渐提升外，人口受教育程度也在逐渐变化。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总体而言，虽然全世界人口增加数量较少，但是平均教育水平逐渐提升。在经济学中，经济学家通常使用识字率作为教育水平的代理变量进行考察。图 6.8 给出了1970年至 2016年全世界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的变化趋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1970年全球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仅为 69%，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识字率呈现显著上升的态势。到 2016 年，全球 15 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已经达到 87%。
《繁荣与贫困》
二是随着人口教育程度的提升，人口数量与质量呈现出相互替代 (Quantity and Quality Trade off) 的关系。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国家的这一变化较为突出。很多家庭降低了自身总和生育率，但是会对已经出生的孩子增加教育方面的投资。因此，形成了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相互替代的现象。图 6.8 和图 6.9 恰恰是这一变化的较好反映。由图 6.9 可见，女性人均生育数从1960年的 5 个，下降到当前世界平均水平的 2.4 个。但是随着每个家庭总生育率的降低，全世界识字率水平却在显著上升，从1970年的 69% 上升到 2016 年的 87%。由此可见生育模式的显著变化。
人口结构
人口特征的第三个方面是人口结构。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结构的差异往往会决定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绩效差异。虽然人口结构的内容很多，但经济学家总体上对两方面的人口结构特别关注，即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性别结构。
1．人口的年龄结构
人口的年龄结构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年龄组别人群的年龄分布情况。经济学家与人口学家通常采用人口分布金字塔图来展现人口年龄结构。
另外，根据不同地区情况，人口金字塔一般呈现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增长型，主要特征是塔顶尖、塔底宽；第二种是稳定型，主要特征是塔顶与塔底宽度一样；第三种是缩减型，主要特征是塔顶宽，塔底窄。增长型意味着，人口会持续增加，而且会呈现较长时期的人口红利，即有大量年轻劳动力存在；稳定型是不同年龄段人口基本一致；缩减型为老年人口较多，而年轻人口较少，这意味着可能存在较长时期的老龄化问题。
2.人口的性别结构
在人口结构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是性别结构。性别结构是指人口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比例。性别平衡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 1960 年以来，全球性别比例中女性占人口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状态，从基本平衡的50%下降到近 49.5%，男女性别比例接近 1∶1.02。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世界女性比重较少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南亚、北非、中东等地区。这些地区女性比例小于 44.6%，即 1∶1.24。主要是经济贫困和文化传统的因素最终导致性别选择的结果。因此，199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一个“消失女性”(Missing Women) 的故事。阿玛蒂亚·森认为，在南亚和北非地区，妇女社会地位与男子相比较低，所以得到的卫生保健、食品和社会服务也要比男性少，从而女性的死亡率偏高，导致这些地区女性与男性性别比率偏低。由于当前世界女性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因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实现性别平等作为重要目标之一来加以保障。
人口与经济发展：相关基本理论
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人口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同时也是经济资源消耗的重要力量。关于人口与经济发 展之间关系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理论。
人口悖论：马尔萨斯与波西亚普
自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这本经典著作问世以来，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便成为人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就1820年以前的世界经济发展经验，马尔萨斯学派（the Malthusian School） 认为，人类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短期收入增加不可避免地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们生活水平降到仅能维持生存的状态。所以，人口规模越大，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越缓慢，无法摆脱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因此，马 尔萨斯提出了应该采取人口控制手段，对人口规模加以干预。
然而另一些学者，如著名历史学家波西亚普（Boserup E.） 则认为，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人口规模越大，越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此外，较大的人口规模也可以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科学技术进步的概率也比人口小的国家有更多的机会。
那么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如何呢？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恰好提供了一个识别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矛盾关系的自然实验机会。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就着手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对人口的控制：一是未婚青年施行晚婚；二是已婚妇女采用科学避孕的方法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但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并非没有例外，在有些情况允许生育“二胎”。例如，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且只生育一个子女；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且只生育一个子女；夫妻双方均为归国华侨，或者来本省定居不满 6 年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居民，只有一个子女在内地定居；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子女合计不超过两个的，但不适用于复婚夫妻；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童，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夫妻一方为一级至六级的残疾军人，一级至五级因公（工）致残人员，且只生育一个子女；矿工井下作业连续 5 年以上，并继续从事井下工作，且只生育一个女孩；农村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且只生育一个子女；男方到女方家落户且女方没有兄弟的农村夫妻，且只生育一个子女；农村夫妻只生育一个女孩；大山区的乡，女方在农村，且只生育一个女孩。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两位学者，张俊森与李宏彬，正是通过少数民族与汉族进行二胎生育的政策差异，利用不同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作为人口出生率的工具变量，采用带有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矩估计方法识别出生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两位学者首先利用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人口的比重作为出生率的工具变量，对滞后 1 期的人口出生率进行第一阶段的回归分析。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大部分的汉族人口，而对少数民族人口影响较弱，因此如果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越高，那么当地人口的出生率也相应越高；反之，如果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越小，当地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较强，出生率也会相应较低。第一阶段的分析结果与假说基本一致，少数民族人口越高的地区对出生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影响，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比重越高，出生率也相对较高。接下来，两位作者又给出了使用两个不同的系统性和差分性最小距估计（GMM）模型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实证结果最终表明出生率每增加 1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 2个百分点左右。通过自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中国政府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所提供的自然实验证据，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出生率的增加的确会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尽管马尔萨斯的观点是对 19 世纪之前世界经济增长情况的总结，但直到今天依然可能是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