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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袁建胜/文 朱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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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国务院至少发布了五份文件，力图推动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和科技成果转化。
最近的一份，是7月27日发布的《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
但在同一时间段里，关于科研人员在科研及成果转化中涉嫌犯罪的指控和审判，却不绝于耳。
2016年3月，清华大学教授付林被带走调查，一年多后，北京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对他提起公诉。（详见《财经》2017年第15期“
产权乱局：一位清华教授的跌宕人生
”）
2016年10月，济南天桥区法院对山东大学教授陈哲宇等人作出一审判决，以贪污罪判处陈哲宇有期徒刑四年。在过去十年里，陈哲宇所领导的课题组结项课题超过50项，涉及科研经费超过3000万元，最终认定的涉案金额为50万元。
2017年1月，延宕三年有余的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涉嫌贪污，及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案一审宣判，褚健获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因在判决之前，储健已被羁押长达三年多，折抵刑期后，他在判决下达的第三天即获刑满释放。
切实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双确”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坎儿——确立科学家的主体地位，通过科研体制的改革，在经费使用等方面给予他们更大空间；确立知识产权和主要贡献人的权益归属规则，给予科学家们合法、足额的回报和激励。
“一些老师说，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相关课题不敢接了。”南京一所“985”高校的教授成雨（化名）对《财经》记者说。
科研通常分为两类，一是基础研究，面向自然现象、规律，获取新的知识、原理和方法；另一类是应用研究，针对某一特定的目的和应用目标，进行创造性研究。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通常是指后者。从科研，到成果，到转化，这个链条的起点如果呈现“扭曲”状态，将一直持续到终点。
成雨一直从事通信技术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距离科研成果应用和实践近在咫尺，可别说科技成果转化，即使对科研本身，他和同事们的情绪也并不振奋。他认为这种现象背后有多种原因。
首先是评价机制和学校的氛围并不鼓励科技成果转化。
即使在成雨所在的、以应用科学研究闻名的这所大学里，热衷于研究应用性技术和科技转化的老师，也像是“异类”，这与高校教师的评价体系相关。在以论文指标决定老师职称晋升的体系里，教师科研的主要动力是发表论文。课题研究的级别，经费数量本身，则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教师的层级。
发表论文的刊物有级别区分，课题也分国家、地方、学校等层次，级别越高、数量越多，代表着老师的学术水平越高，相应职称也会调整。有的高校规定，要评定教授，条件之一就是主持过国家级科研课题。
科技成果，更像是高校科研指标体系的“附加产品”，其应用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大小和认定，并不在现行指标体系的关注之列。
学校不会公开鼓励科研成果转化，同事之间的氛围堪称微妙，暗中羡慕甚至跃跃欲试的不少，但没人愿意公开这样的态度，生怕有不务正业、只图“挣钱”的嫌疑。
北京一所大学主管科技成果转化的科学技术发展院副院长李才（化名），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2016年，他所在的大学拥有科技成果约1000项，实现专利授权或转让的有近70项，转化率大约是6％－7％。
“这个转化率看起来不算高，但就全国高校2％的平均水平来看，已经不低了。”李才说。
李才认为，除了评价体系使教师对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大量课题与实际应用结合不紧密，也使许多科技成果实用价值有限。
既然目标不是应用，高校和科研机构产出的科技成果往往理论验证可行，但距离通过复杂工艺制造出可靠与稳定的产品甚远，很少有企业愿意投入资金进行产品化研发。
清华大学教授付林因涉嫌贪污及挪用公款罪被起诉，问题即出现在这个阶段。他的研究团队成员对《财经》记者介绍，当年付林的试验装置其实有实际的应用前景，他也希望通过与企业合作，完成试验的同时进行转化，但没有企业愿意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