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纵观匈牙利的整个圆桌会议谈判进程，其实即便是持有最为激进立场的反对派人士，其主张与表现事实上也是较为温和的，他们至多只能被称为“自我约束的激进派”（self-restraining radical）。该群体与拉美国家的那些激进派有着极为显著的差别——他们并未质疑业已取得的谈判成果，也不试图阻碍谈判协议的最终签署，更是从未尝试去诉诸任何暴力手段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他们只是坚持认为，由反对派中的“温和派”所作出的那些策略性让步有可能会为其谈判对手提供某种获得战略性优势的机会，于是进而尝试通过直接向民众寻求支持的方式（即提议举行一场全民公投）来解决那些在谈判桌上未能解决的问题罢了。
由此我们看到，
苏联当局决定不进行军事干预、却又极力试图对此保密的这一不得已的决策，竟在客观上为匈牙利实现和平的政治转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条件——因为如果苏联依然打算进行军事干预，那么匈牙利显然无法实现这场转型；但是如果匈牙利的朝野双方及时地知晓了苏联的这一决定，却又很可能会过早地打破两者间的实力平衡，促使反对派的立场迅速趋于激进，从而导致转型进程的过快过猛、乃至于出现暴力冲突的局面，而局势的失控反过来又可能会对苏联当局造成新的刺激，促使其改变立场作出出兵干预的决定，从而对匈牙利的转型进程造成某种实质性的阻碍和冲击。
西方国家对匈牙利转型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美国的对苏政策开始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战略攻势。美国政府试图以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方式在经济上拖垮苏联，该策略此后以里根政府推出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而达致高潮。此间美国的东欧政策也可谓一脉相承，其目标是在既有的条件下，持续地通过诸如经济施压、人权状况调查、支持反对派运动等一系列较为务实的手段来推动东欧各国体制的自由化演变。当然，该政策的推行力度与着力重点会因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是当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美国领导人逐渐从与戈氏的频繁接触以及其所施行的一系列意在缓解美苏对抗的具体措施中意识到，也许有可能与如今的苏联当局达成某种协议并维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此举将促成大规模的军备削减以及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因此，无论是对于后期的里根政府还是此后的布什政府来说，对苏关系的缓和此时已逐渐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首要关切，其东欧政策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调整——美国如今已并不急于推动东欧的政治转型，而是转而采取了某种相对谨慎克制的态度，等待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体制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出现问题并最终崩塌。
到了80年代末期，当苏联当局对于东欧国家实施体制转型的容忍度已然大大提高的时候，美国政府却反而从未预期过东欧各国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全面地转向多党制。以上预期也进一步解释了美国政府在面临东欧局势的突破性进展时何以依然表现得如此的谨慎与克制。当布什总统于1989年7月中旬对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进行访问时，曾在与匈共领导层以及反对派阵营所分别举行的会谈中清楚地表明，美国在匈牙利的转型议题上持有中立的立场。即便是到了1989年12月举行的马耳他峰会上，布什总统还依然在提请戈尔巴乔夫注意，美国政府在东欧各国的局势变动过程中，并没有发布过任何有损于苏联权威的政治宣言，尽管美国国内有很多人对此表示了质疑。
相比于美国的立场，西欧各国政府在东欧议题上的保守谨慎则显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应当承认，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道义上当然是支持东欧各国实现民主转型的。
可是作为必须优先考量本国利益的民选领导人，他们的首要关切还是要维持东欧地区的基本政治稳定——他们担心，这些正处于经济破产边缘的东欧国家一旦彻底崩溃的话，将很可能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和种族冲突，而这也将不可避免地对其西欧邻国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比如难民流入的问题）；与此同时，苏联所可能作出的一系列反制举动也同样值得他们顾虑。因此，这些领导人大多宁愿接受东欧改革进程的缓慢推进，也绝不愿看到失控局面的出现。
事实上，当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在1989年上半年呈现出某种加速趋势的时候，一些西欧国家的领导人甚至还为此感到了担忧。
出于缓和局势的考虑，他们一方面不断地安抚苏联高层，表示自己不会干预东欧各国的局势发展，更不会做出有可能威胁该地区政治稳定的任何举动。
譬如时任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就曾于1989年6月12日在波恩向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我没有推行任何可能导致局势不稳的举措，这同样适用于波兰和匈牙利。干预别国内政的做法代表了某种非建设性的路线，这会使得欧洲退回到那个充满了警惕与猜疑的年代。”
另一方面，这些领导人还试图劝说波兰和匈牙利的朝野双方，应当出于维持政治稳定的目的而适度地放缓改革的步伐。
譬如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就曾于1989年4月6日在伦敦向戈尔巴乔夫表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是一位在某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在为其国家鞠躬尽瘁的杰出而正直的政治家。”她还继而指出，自己曾提请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们应当“寻求对话而非对抗。我告诉他们绝不能离开谈判桌，那样绝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看得出他们听进了我的建议。”又如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也曾于6月14日向戈氏表示：“我们与匈牙利人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我们不希望看到政局出现动荡。因此当我见到匈牙利领导人时便径直告诉他们，我们将贵国正在推进的改革进程看作你们的内政，我们对此持同情态度。但如果你们想听听我们的建议的话，我们认为你们不应当过于加速这一进程，因为那样可能会导致局势失控，反过来毁掉改革本身。”
所以总体来说，西方国家对于东欧各国的政治转型是乐见其成的，并且也为此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或物质支持。但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却是，
西方国家鉴于当时的国际局势所采取的相对谨慎克制的立场和举动，在客观上其实并未对东欧各国的政治剧变起到太多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不过，这也同时避免了对于苏联当局的过分刺激以及对于各国反对派的不当鼓励，从而反过来为东欧各国政治变革的持续推进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上述判断在匈牙利的转型进程中也得到了十分明显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