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特朗普政府，还有柏林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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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影评人的惯常工作，与此同时，短时间内的高强度工作也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因此，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投入，去感受我们所处的历史和文化的时刻。

托德·海因斯

问：在电影节的开幕新闻发布会上，你谈到了特朗普政府。你认为特朗普会对电影业、对你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能力产生什么影响？

海因斯：我想我们谁也说不准。我不认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可以准确地说这会如何影响电影业，或我们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它发生得太快、太猛烈了。我们现在正处于一种惶恐不安的状态，试图跟上时代洪流，弄清楚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所产生的影响，即使是在独裁政府的执掌之下，这样糟糕的情况也很少进展得如此之快。

毫无疑问，这些影响深远且可怕。而电影业中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最不担心的，它当然很重要，也很宏大，但这就是我的工作。正是通过这种媒介，我们才在过去更糟糕的历史危机中幸存下来。而我更担心的是，我们的民主制度将如何存续下去。

我们看到了媒体公司近乎超前的自我审查或提前屈服，各种「多元化、公平与包容」项目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公司、企业和人们都在想，「我应该做更被动的尝试，先站稳脚跟，再去考虑更长期的东西。」但我认为，我们从历史中应该学到的是，一旦你开始屈服，他们并不会因为你的屈服而奖励你。这类人贪得无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屈服。

问：你是否看到了抵抗的欲望，尤其是与特朗普首届政府的情况相比？

海因斯：我不认为我们在人数上和有组织的抵抗的意义上找到了立足点。但我认为，人数是存在的，恐怖是存在的，斗争的决心也是存在的。我必须相信这一点。但我认为我们需要领导。他们已经非常清楚地发动了这次攻击，这让我们很难知道该转向哪里求助，以及该从何处着手。因此，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亟待探究和厘清的课题。

问：我此前与你长期合作的制片人、杀手影业的克里斯蒂娜·瓦琼交谈过，她将当前的这一时期与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代相提并论，试图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她说，正是在这样的时期，独立电影业变得尤为重要，成为主流电影的一种替代选择。

海因斯：对于克里斯蒂娜和我这一代人来说，亲历艾滋病流行时期和艾滋病危机的经历对我们的成长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在一场灾难性的健康危机中，抵抗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而这场危机来得如此之快，又被如此彻底地忽视，尤其是被总统轻视，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一直在想办法减缓或推宕，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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