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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中的麦琳和李行亮
麦琳和李行亮是一对典型的相识于微时的伴侣。
十几年前，李行亮参加《快乐男声》时，麦琳还是一个年轻甜美、纤细有活力的女孩，默默在幕后为自己的男朋友管理后援会，搬运管理应援物资，安排粉丝现场应援。
等到后来，李行亮只得到全国第六的名次，事业不顺又先后遭遇父母去世，麦琳却选择嫁给李行亮。
而观众们在节目里的蛛丝马迹里，发现了这一简单爱情故事的阴暗面。比如麦琳常说：“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会很难过。”以此，利用李行亮对他关心和爱，来迫使他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她会在很小的事情上挑剔李行亮，打击李行亮作为男性的自尊心。慢慢地，观众开始把李行亮作为同情的对象，由此对麦琳愈发愤怒。
点燃大众不满的是麦琳对于丈夫创作的态度。她说：“我不需要因为我有一个搞音乐的老公，我就必须要弄懂他。” 此前，观众对于她过多干涉丈夫的创作就已经不满。麦琳掌握家庭里的财权，占用家庭资产，却不支持丈夫创作，这让大众感到难以理解。而麦琳选择嫁给了一个音乐创作者，却拒绝了解丈夫的内心世界的想法，有人认为她是只图钱的“物质女”。
麦琳的怪异激发出大众层面的反感。与此同时，她的创作者丈夫李行亮的行为和才华，会加深这一反感。李行亮是创作型音乐人。人们通过李行亮的创作领会他的内心世界，看到了他的浪漫和才华。而他的创作事业，也支撑起全家人的物质生活。他是有作为、有追求的伴侣。作为普通人的麦琳，因为缺乏应对大众传媒的智识与经验，一些细枝末节的行为，会被丈夫这面镜子放大，被吹毛求疵。
这是独属于创作者妻子群体的困境。作为创作者妻子，需要付出更多精力和个人时间去支撑创作者的专注创作，而这种支持和服务本身就是高要求的，甚至是容不得一点瑕疵的。因为创作者的工作需要全情投入，这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创作者妻子就要变成创作者的生活助手，要无微不至地掌管创作者的一切。这种特定的关系，一旦进入大众传播领域，源于对创作者天然的关注和偏爱，人们又会用更严格的道德标准来审判她们。
在网暴中心，麦琳的生活遭受着各种各样的侵入。
麦琳早期的各种照片都在网上流传开来，被网友们评判面相、变化，成为恶意的靶子。
在李行亮最新的商演路透图中，大家不仅会关注一身鲜亮演出服装的李行亮，更会去关注他身后的麦琳，讽刺她穿着丑陋。
有人发帖寻找麦琳生活中的熟人，期望看到麦琳的恶在现实中也被坐实。真有一些声音，自称是麦琳在节目里说的某某好友，或是麦琳过去的保姆、同事、邻居，曝光麦琳的私人生活细节。
创作者的妻子们
作
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在1999年和妻子博斯特罗姆初遇。
当时的博斯特罗姆已是一位知名作家，出版过诗集和小说。
克瑙斯高于2005年开始写作《我的奋斗》，这本书在国际上屡获大奖。
克瑙斯高因此被出版人视为21世纪的文学明星。
在
这本自传体小说中，克瑙斯高自白：
生活与写作的矛盾不可调和。
“日常生活连同其义务与惯例，是一件我必须忍受而非享受的事，更不是一件有意义或能使我感到快乐的事。
”当时克瑙斯高三十九岁，与妻子博斯特罗姆养育有两个孩子。
写作第三本小说时，他遭遇了写作瓶颈，无法继续写作。
在他看来，家庭里的妻子和孩子成为他事业攀爬的困境。
然而，他并未意识到，反过来说，这一切也可以成为他的妻子、作家博斯特罗姆攀爬事业遭遇的断裂。
在现实生活中，克瑙斯高所抛弃的责任和义务，通通堆砌在了博斯特罗姆的生活里。
她支持、捍卫丈夫的自由写作，同时也消耗着自己写作的生命。
在克瑙斯高与博斯特罗姆的婚姻里，因克瑙斯高借口创作出走，大量的家庭事务堆积在了博斯特罗姆的生活中，占据她本该用于自己创作的时间和精力。
在女儿5个月大时，克瑙斯高提出，为了日夜赶工写小说要单独搬去写字间住。
博斯特罗姆质问他：
“你是有家庭的，你忘了吗？
”“我一个人照顾女儿是吗？
”克瑙斯高依然不管不顾地出走了，博斯特罗姆气得从娘家给克瑙斯高打电话，在电话中尖叫并威胁要离开他。
博斯特罗姆的尖叫和威胁消散在风中，对克瑙斯高不起丝毫作用。
当时，克瑙斯高陷入了疯狂写作，一天只睡两、三个钟头。
妻子发难时，克瑙斯高就把电话从耳边拿开，接着写，把妻子的不甘、尖叫和威胁闷在听筒之中，而后，他再拿起电话告诉妻子：
走吧，我不在乎，我必须写。
博斯特罗姆陷入了和丈夫痛苦的博弈，一方受益意味着另一方利益折损。
她的丈夫坚持抛弃家庭事务专注写作，这意味着她的才华只能浪费在被丈夫视为无意义的家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