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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当天,黄奇帆路过市委大院时,看到了门口两三百人黑压压的一片群众,原因是一处烂尾楼。
这是1990年代那场地产运动的后遗症。开发商本身资金不足,抵押土地给银行负债造楼,不仅给动迁居民没有到位的拆迁款许诺了高利息,还搞了“售房返租”预售房产,并承诺高额“租金”回报以回笼资金。但随着资金链断裂,银行收不回贷款,拆迁户的动迁款没有了着落,买房人付了钱也拿不到房产,最终形成了看似无解的僵局。
“这件事性质很明确,就是项目业主骗了百姓、坑了银行。”但按照惯常的办法就是两种,一种是强制开发商还钱,另一种是政府出钱兜底。但问题是开发商也没有钱,“抓了也没用”,市里财政本身就吃紧,而且“政府有钱也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毫无道理”。最终就是“大家都想解决,但都束手无策,开了20多次协调会也没能破局”。
在《重组与突破》中,黄奇帆把这件事称为“上任之初的遭遇战”,他说:“打破僵局只能靠重组。”
他拿出了“重组”的解决方案:
首先是债务做减法:银行贷款本金和法定利息收回,但放弃除此之外的高利息。施工单位的工程款如数支付,避免欠薪连环套。拆迁款和购房款的本金足额偿还,但开发商承诺的高额利息并不算数,而且之前已经收到的利息还要折算抵扣。
然后是找到“接盘”者。实际上,这个地产项目位于重庆的核心地段,如果项目最终建成,当时的市场价值是4亿元。前面的债务减法做完,这个烂尾的项目债务就从3.7亿元降到了2.1亿元。“战略重组者只需支付2.1亿元就能拿到产权,之后再花6000多万元把房子建好,总成本也不过 2.7亿元。”
作为副市长,黄奇帆直接指定了接盘方——重庆城投公司(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虽然当时的城投公司负责人有些“不愿意蹚这趟浑水”,但面对新来的副市长,也接下了这个指令。
最终的结果“皆大欢喜”,拆迁户钱款到位,还给市政府送了匾。由于项目主体变更为城投公司,信用主体变更,“银行对城投公司这个新业主很有信心,不急于马上收回贷款本金,甚至还愿意再借给城投公司几千万元”,施工单位也不着急要钱,只要求继续承建工程。最终,城投公司参与重组,但并没有真的掏出2.1亿元现金,处置这个烂尾楼项目,还赚了一笔钱。
现在来看,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不良资产处置的商业模式。但这个重组过程一定是多方共赢的,因为“任何一方利益严重受损,重组都推不动”。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当局者理清思路,理清利益,去下场当破局者,才是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
用市场化手段体现政府意志
这个逻辑也可以放大。黄奇帆在《重组与突破》的自序中所言,重组涉及国家宏观调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