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trickle-down）
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资本并没有任何主动去再分配的意图。
其次，当前的全球化塑造了
腐蚀性的拜金文化
。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服务1%人的资本主义，在文化上塑造出那种个人主义的，追求财富
（拜金）
的，甚至为了成功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化，这种文化对全球精英阶层特别有腐蚀力。
第三，
西方劳动者是输家
。全球化带来的外包和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导致薪资停滞不前，工作机会减少，工会遭受重大打击，劳工阶层在与资本的博弈过程中节节败退，资本大获全胜。
《纽约时报》评论版编辑阿佩尔鲍姆
（Binyamin Appelbaum）
在新书《The Economists Hour》
（经济学家时刻）
中，对全球化的问题做了放宽时间和空间尺度的分析，他认为全球化最严峻的挑战是全球化苦痛的分布不平均。
全球化虽然长时间带来了价廉物美的丰沛商品，但因为制造业的转移所带来的大量蓝领工人失业，才造成了如纪录片《美国工厂》所记述的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随着通用汽车工厂倒闭带来的整个社区的死亡。
这一轮的全球化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胜利。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从大政府转到信任市场，的确是一轮市场力量的大解放。但是，当这种解放和全球化联系到一起之后，就衍生出许多问题。
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汇率的不平衡，金本位的废除带来了一系列套利
（投机）
的机会，也带来了金融的动荡。另一方面，在欠发达市场，比如拉美，推进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充满了开错药方的问题。放任的市场自由化加去监管，再加上金融创新，带来深远得多的金融融合，而这种融合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可能产生巨大的波动和风险。
当下的全球化与镀金时代或者上世纪三十年代也有着巨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迭代带来的变化，以及这种新技术所推动的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大转型。
鲍德温在《The Globotics Upheaval》中认为，大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转变。这种转变背后是信息技术的爆炸性增长。有形资产需要遵循物理定理的限制，很难在两年之内将全球贸易量或者全球航运量翻一番，但信息技术却不受宏观物理定律的限制，很容易就能在两年之内将全球信息量翻一番，实际上全世界信息量翻番的速度要更快。甚至可以说，推动计算机革命的摩尔定律——芯片上的半导体每十八个月的数量翻一番，运算速度也因此翻一番——在数字经济时代会更好去描述全球数据量的增长。
所以鲍德温认为，全球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全新的自动化，是推动大转型的两大推手。一方面产业转移将进一步深化，让全球专业服务业
（从呼叫中心到各种专业服务的提供）
变得跨越国家的界限，而这种外包的深化本质上和上一轮全球化中制造业的全球化一样，是通过引入全球竞争持续压低工资；另一方面则是人工智能的机器将取代很多工作，至少把很多工作的一部分取代了。
《The Economists’ Hour》中对美国去工业化的描述更触目惊心。书中援引一份2011年的调查：从1990年到2008年，虽然是硅谷崛起的十八年，但美国在这一阶段新增的2730万个工作机会全部是全球化所不能取代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医疗和零售这两大服务业。问题是这些新增的工作机会几乎都是低收入的工作机会，医疗服务主要是为老龄化的婴儿潮一代
（战后出生的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