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 | 梁启超的史学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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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元论证”是由英国史学家柯灵乌（R. G. Collingwood, 1889-1943）将意大利著名哲学与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的理论加以归纳，进而提出的概念。柯灵乌在其《历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一书中指出，随便翻开史学课本的任何一页，都可能从中读到“双元论证”。例如法王路易十一（Louis XI, 1423-1483）与统一西班牙的亚拉冈国王——天主教徒费迪南德（Fernando II de Aragón el Católico, 1479-1516），虽然在统治期间有过不少被认为是罪恶、凶暴、不符合伦理标准的行为，却都为这两个大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上这段文字在叙述两位君主历史作为的同时，即包含了伦理与哲学层面的判断，从而构成一种“双元论证”。克罗齐也指出，虽然哲学讨论的是普遍的层次，历史探讨的是特殊的人事，但两者基本上都是合在一起的——只是我们并未察觉——由此形成一种“普遍化的特殊”。他亦以此批评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研究只关注“特殊”，而未留意“普遍”的层面，甚至认为这两种层面彼此并无交集，但其实在大部分的史书当中，它们均是密切结合、同时论证的。

诸如此类的“双元论证”，在中国历史上亦不时可见。例如晚清有一部非常流行的月刊杂志《江苏》，曾刊登了两篇歌颂张献忠（1606-1647）的文章，将之视为“民族大英雄”，而另一篇文章则给予五胡十六国时屠杀羯人的冉闵（？-352）类似的评价。《江苏》月刊是由留日学生创办，主要宣扬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主张，而在这样的背景与时代氛围下，像张献忠、冉闵这类在传统史书中被视为“恶人”的人物，便因为对抗或残杀外族的事迹，于双元论证当中变成了英雄。比方《新史学》有“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一句，句中“民族主义”“四万万同胞”（杨瑞松）“优胜劣败”，就是过去所没有的。而梁氏等于用这些新的措词，将中国历史包融进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论述中，对中国史的意义进行大规模的翻造。这些都是明清时期所无，如今也已不复得见的说法。

关于“譬喻”这个概念，套用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的话来说，就是“用两个观念形成一个观念”。既然是以两个观念形成一个，就会将其原来的内涵导向特定的一边，从而产生“筛选”的作用与不同的视角。换言之，当人们以事物的某一部分对其加以定义，那么定义无法涵盖的其余部分就会遭到忽略。

从古至今，人们不停借用来自其他层面的语词和概念，却毫不自知，而这正是譬喻措词的明显表现。譬如在西方的医学论述中，经常夹有战争的隐喻，这与传统中国“五行和谐”之类的和合概念大异其趣。而根据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的观察，人们在谈论自身的心理状态与政治关系时，往往倾向使用物理学的词汇；博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则注意到，描述空间的语词亦经常被用以描述时间。梁启超也引用了很多学科的措词来阐述其史学，例如心理学的“有意识”“无意识”“意识圈”——他认为儒家的“仁”即是“意识圈”、生理学的“细胞”“总神经系”“有机体”等。此外，晚清以降，各种用力学字汇来阐释人类行为的情形非常频繁，蔚为流行。梁启超的史学著作中便运用了很多力学的名词，有时并将之与心理学的词汇相结合，如“意力”“心力”等皆是。

梁氏史学措词的第三类“词屏”，这个概念亦是由前面提到的Kenneth Burke所提出。柏克认为，每一个时代或个人，都具有某些用于“筛选”的特定词汇，它们就像滤网一样，会因为各人的差异过滤出不同的东西。如前所述，梁启超为了阐述那些他认为“无法以旧名词涵盖”的“新观念”，不惜创造新词。

“词屏”为人们建造了一种参考的框架（frames of reference）。而梁启超的历史论述，亦大量使用了这一类措词。像他后期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开篇就提到，整个清代学术的发展，就像佛经里“生住异灭”。梁氏说：“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换言之，不只是清代学术，梁启超认为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思潮，都依循这个发展趋势。当然，并非所有学科都完全依循“生住异灭”的发展轨迹，有些学科还是持续地发展下去，但梁氏的思考框架如此，这也影响到他对清代学术发展的诠释。这与他早年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等文章内反复提到“进化的”与“非进化的”、“历史的”与“非历史的”、“有史的”与“无史的”等区别概念，让人觉得只有能找出进化痕迹的部分才是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其他不是。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对“史学”所应探讨的“历史”，就进行了这样的定义：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没有呈现进化现象的部分，就不算在“历史”的范畴内。梁氏在该文清楚地表示，大自然没有历史，有意志的东西，才具有历史。好比太阳东升西落这种千百年不变的规律，在梁启超看来就不具有“历史”的成分。他认为历史是要有意志、有思想在里面的，是具有目的、变动、进化和进程的。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即使是“进化之现象”，若仅止于个人，仍不能算在他所划定的“历史”范畴内，而必须要是群体的。第三，历史是要能找出公理、公例的。符合以上三点才是史学，而在这三者之外就是非历史的，就不是史家探索、叙述的范围了。

诸如“历史的”“非历史的”之类的措词，在梁启超的早期论述中出现得相当频繁，到后期逐渐减少，不符合此种框架的部分，便不是历史；不符合此种框架的民族，便是无史之民族。梁启超在《新史学》中也花费了相当篇幅谈论“有史”“无史”之民族。此类具有定义、筛选功能的词屏还有很多，而且因为当时很多史学家都直接沿袭梁氏的说法，故这些措词上的特色并不容易被注意到。

三、梁启超史学措词的前后变化

现场听众

“过渡时代”也是梁启超早期经常使用的措词。当时很多人都受到其《过渡时代论》一文的影响，从而认为事物在“过渡”之后才具有价值。事实上，清末民初许多人的文章里面，都很喜欢使用“过渡的”一词，在他们看来，丢弃父辈时代的那套东西，改用一套新的，到了子世代又再换成另外一套，这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由于喜欢“进化”“演化”的概念，故梁启超的史著里面亦不时出现“浅演”“深演”这类的措词，它们经常在其历史著述中充当评价的标准。

前面提到梁氏好用“舞台”一词，晚清以来，以“舞台”比喻国际局势的概念开始出现。而在活跃于舞台上的主角和配角之外，还有一群被视同“不在舞台上”的人。梁启超认为，近代世界历史的舞台，不得不以条顿民族为舞台之主人，而日本可能也将慢慢成为配角。至于其他民族，他曾在《新史学》中如此写道：“抟抟员舆上之千五百兆生灵，其可以称为历史的人种者，不过黄、白两族而已。”亦即黄、白以外的人种，就不在历史舞台的范围内。换言之，在梁氏当时的史学写作里，“历史的舞台”之类的用词，其实具有“筛选”的功能。另外如“公理的”“公例的”，也是该时期梁启超著作中相当常见的措词。他相信历史有律则可循，属于“历史”范畴的东西，都能够成为今人行动上的指导。

当然，梁启超早年提倡能找出“公理”“公例”的历史，其实就是对历史的规律化解释。在他撰写《王荆公》（1908）、《管子传》（1909）等著作时，进化、历史、国家主义，这些东西基本上是非常清楚的。梁氏对管仲（前725？-前645）及其他春秋战国人物的评价，主要有四个观察视角：第一，对自己的国家是否立有功劳；第二，对当时中国抵抗外族是否有所贡献；第三，在整个历史进化过程中是否占有阶段性地位；第四，对现代中国的进化是否具有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以这四种视角书写、评价历史，但到了1920年代之后，却逐渐变得不那么确定了。他不再抱持单线的因果观，并开始打破唯意志论的历史解释，在早期的历史评论里曾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梁启超的相关论述也有一些延续不变的部分，例如在他眼中，历史上诸般人事的变迁运行，依旧是一种力学式的形态，这与他昔日写作《新史学》时的看法是一致的。曾在“舞台”上，才是值得历史书写的，不在“舞台”上的是不值得成为历史的。

四、1920年代的一群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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