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 冯传涛：儒学及其宗教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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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只有在与古希腊哲学家……和古印度……相区别中，方可显现出其特色。”［ 1 ］自序 6 。由此看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他走完人生历程，在不同于儒学文化他者视域中，探讨儒学的特质问题，是为其一生所坚持的。另外，他也从儒学所展现出来的不同形态来考察儒学自身特质的问题，如他详细考察了儒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发展形态，如先秦儒学、汉代天人之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现代理学等。而所运用的方法，被他概括为“历史的、结构的和比较的分析”［ 1 ］自序 6 这三种维度。

我们从两个维度讨论崔先生对儒学的定位问题。如何定位儒学这一问题，其实是处理“儒学是什么”的问题，但这一朴素的“是什么”的问题并未减少问题讨论的复杂性。第一要解决的是“儒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为什么成其为问题。第二要解决为什么儒学是此而非彼，且对儒学的这一定位是否适用于儒学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形态。崔先生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思索并给予了回答，这呈现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我将尽己所能就这两个问题对崔先生的论证和结论进行素描式的梳理。

第一，对于“如何定位儒学”为什么成其为问题，崔先生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历史背景的变迁这一维度给予论述。他认为，现代“社会政治处境”的变化使我们要重新思考儒学自身的定位问题［ 2 ］ 248 。如在《儒学的现代命运》的开篇，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学是在消退或是需要重构从而使其功能显现［ 2 ］自序 1 。他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儒学原有的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功能的业已丧失［ 2 ］ 59 。他认为，自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清王朝灭亡，儒学“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国家意识形态”［ 2 ］ 59 。而所谓的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指的是儒学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提供论证［ 1 ］ 846 。而之所以如此，乃在于“国家权力”和“儒学作为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两者的结合［ 2 ］ 247 。辛亥革命使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与其所依附的载体“君主专制”相分离，从而使儒学面临这样的境况：“儒学被从国家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同时在新教育体制中被肢解。”［ 2 ］ 248 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冲击以及改革开放后儒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重新思考儒学的定位问题成为必要。崔先生指出，五四运动对儒学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但它也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民主、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 6 ］［ 7 ］。他认为，五四运动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思想缺乏一种深刻的、冷静的洞察……而从整体上对它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如他引用陈独秀的话说：“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7 ］“五四运动伟大的启蒙意义，就是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主要目标——民族与科学”，“五四同时又判定儒学是处在这两个目标的对立的位置上”［ 2 ］ 301 。基于五四运动对儒学的冲击，重新思考和定位儒学成为亟需之问题。他回顾了具有影响性的三种回答：儒学作为“宗教”“哲学”和“文化”［ 2 ］ 248-301 。同时，他用“转化”“重构”和“对话”来形容儒学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尤其是海外华人儒家学者的一些贡献：“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从‘文革’阴影笼罩下走出来的中国大陆……儒学的现代诠释或创新的方法论问题更被突出地提上日程。”［ 2 ］ 345-346 一些海外华人儒家学者“率先思考并提出了……传统儒学实现现代理论创新的学术途径的观点”［ 2 ］ 346 。由此看来，对于“如何定位儒学”为什么成其为问题，崔先生认为，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功能的丧失，五四运动等对儒学带来的冲击以及改革开放后儒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使得重新思考儒学的定位问题成为必要。

第二，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儒学是此而非彼”。在崔先生的文本语境中，这一问题可被表述为：儒学的特质为何是伦理道德而非“哲学”“宗教”或“文化”。我们看到，把儒学的特质判定为“伦理道德思想”是崔先生一生的学术坚持。从他最初（ 1982 年）反对“儒教说”开始［ 4 ］，到他举近十年之功对儒学定位问题的探究（ 1990 — 1998 年）［ 1 ］ 872 ，再到他生前最后一篇文章所探讨的章炳麟的儒学观（ 2013 年）［ 8 ］，从中可以看到，在这三十几载的时间里，他对儒学的判定一直未变。如他所言：“儒家传统，简略地说，就是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儒家生活方式。”［ 2 ］ 1 而其特质乃是“一个以伦理道德观念为核心，并且有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的……思想体系”［ 1 ］ 846 。而所谓伦理道德观念，指的应该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生存方式。他是通过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仁”“礼”和“命”等概念来阐述“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的［ 1 ］ 817 。如他谈到“礼”时认为：“儒家礼论不仅判定礼的实质是表现某种伦理，还认为礼的内在精神是一种道德情感。”［ 2 ］ 29

儒学的特质为何是伦理道德而非“哲学”“宗教”或“文化”，崔先生在他的两部著作中系统地从三个方面完成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其一，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特质如何形成。”“其二，对以伦理道德为特质的儒学之理论结构和功能的简要分析。”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仁”“命”以及“礼”建构了这一伦理道德特质的核心概念，这些概念所建构的儒学特质是否存在于儒学的不同形态中。其三，与这一特质相对应的“儒家生活形态、生活方式”［ 2 ］自序 8-9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早在《“儒教”辨》中就对这一问题作出探讨［ 4 ］。有学者对崔先生主要论点总结为：（ 1 ）孔子继承的不是“殷周的宗教思想”，而是“周人的伦理道德思想”，孔子宗教观念淡薄，其理论取向是伦理的，而非宗教的；（ 2 ）儒家学说作为一种伦理思想体系，其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的发展，不是“造神运动”［ 9 ］。在《儒学引论》和《儒学的现代命运》这两部著作里，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1 ］ 3-40 ［ 2 ］ 4-24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诠释了“仁”“命”以及“礼”这三个概念［ 1 ］ 23-40 ［ 2 ］ 24-59 ，并在《儒学引论》里详细地考证了作为“伦理道德思想”特质的儒学的各个形态［ 1 ］ 40-802 。对于第三个问题，崔先生在《儒学的现代命运》里详细考察了儒学所对应的生活形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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