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八股文，“一条草鱼”其实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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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年，因考虑五百五十字，似乎过少，作者词意未尽，就草草结束，影响文章内容，因增至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明确规定乡试、会试四书文字数为七百。即三百字为完篇，文章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文章字数上下限都做了规定，考生不可以越雷池一步。

代圣贤立言

平心而论，这些规定虽然苛烦，却也在情理之中。孟子就说过，“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何况以当时的科举考试而论，八股文这些文体与字数的限制也称不上是最过分的。起码，死记硬背《平水韵》的韵部就显得要更麻烦许多了（详见《澎湃新闻·翻书党》2017年2月3日《红楼梦》里作诗为何钟情“十三元”》一文），如此观之，戴着镣铐跳舞，本就是古代的寻常做法。

相对而言，八股文所为世人诟病的并不是文体。相反，对于这种文体的赞誉之声也不是没有。明代东林党领袖赵南星就曾说过：“文各有体，不容相混，今取士以时艺，言古无此体也。然主于明白纯正明经书之旨，亦足以端士习，天下之太平由之”。他把将天下太平与八股文联系在一起，实在也是上纲上线到新高度了。真正使得八股文成为千夫所指的是它的另一个规定——“代圣贤立言”。

曲阜孔庙

所谓“代圣贤立言”，也就是作者写作时不能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要体现儒家的思想风范，要用儒家的观点解说四书中的“义理”。譬如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如果以此为题作文，作者必须在儒家提倡的“养亲”、“慎终”等方面讲解儒家“孝道”，唱反调不行，离开儒家孝道任意发挥也不行。至于文章中对四书的理解也有一定的标准，就是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绳。早在元朝，倪士毅在《作义要诀》里就说，“须多看他人立意，及知历练，则胸中自然开广，又不要雷同，须将文公（指朱熹）四书仔细玩味，及伊洛（程颢、程颐）议论大概，皆要得知，则不但区处、性理、题目有断制，凡是题目皆识得轻重，皆区处得理道。”《作义要诀》是元人传授经义作法的书，从作者倪士毅的这番议论中不难看出，要作经义文章，就必须要以理学的程、朱的认识为认识，以程、朱的见解为见解，否则是不行的。后来的八股作者所遵循的，就是这个原则。例如朱熹对上边孔子这句话的解释是：“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写八股文章时必须要在朱熹划定的圈子里跳舞，出了圈子就违背了要求。换句话说，习惯作八股的人长期使其思想处在束缚状态下。此外，八股文的行文也要“入口气”，就是要仿摹以古人语气，“以数千年以后之人，追模数千年以上发言人之语意”，好比今日唱京戏的念白，都是文绉绉的古代用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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