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信用制度是市场基础制度的“软支撑”，能够降低企业沟通、合同执行、履约监督等各类交易性成本。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加深，市场经济的网状结构加速凸显，信用是所有经营主体与其他经营主体打交道的基础，能够提高各类主体间的信任度和增加经济活动的可预期性，降低社会整体的交易成本。对企业主体信用的正常评价、企业信用价值的充分定价，是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
产权制度是市场基础制度的“硬约束”，主要包括产权保护、企业家权益保护及现代企业制度等重要内容。产权保护要明确现代产权的权责有限性，厘清个人产权、企业产权与公有产权的边界。企业家权益保护要侧重对企业家主体的保护，以及企业家个人权益与企业权益的相对分离，坚决杜绝无限连带责任现象，让企业家“敢创业、能创业”。现代企业制度更注重企业治理的规范化、财务透明化、资产证券化等，引导企业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当前我国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在于打通各类要素市场。各类要素交易本质上都是产权交易，有效的产权制度是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构建全国统一要素市场的前提。只有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经营主体才能形成良好的发展预期，经营主体的活力才能被有效调动和激发。
二、畅通准入退出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从实践来看，企业全生命周期包含创立、成长、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对应到市场运行活动中的准入、竞争、退出三个环节。高效、统一的市场准入、退出及公平竞争制度是保障企业主体正常生产经营和参与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制度基础。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市场运行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在市场准入方面，我国统筹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相继开展“先照后证”“三证合一”“多证合一”等多项改革。自2018年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以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已动态修订4次，禁止许可事项从151项压缩至117项，相比试点阶段大幅压减约60%。
在公平竞争方面，市场竞争规则更加科学完善。2022年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首次修订，对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构建起由1部法律、1部行政法规、10多个部门规章及反垄断指南组成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体系。此后，2024年首部关于公平竞争审查的行政法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施行，推动公平竞争审查走深走实。
在企业退出方面，自2019年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以来，我国陆续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加速完善企业简易注销与强制注销制度，通过简易注销登记程序退出市场的企业比重逐步提高。同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积极探索建立企业强制退出制度，自2021年起，在山东济南、河南洛阳、广东深圳等23个市（县、区）开展企业强制退出试点，截至2023年11月，累计对45.03万户企业实施强制退出，试点工作成效初显。
(二）市场运行制度的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
近年来我国加速健全各项市场基础制度体系，但企业在准入准营、市场退出及公平竞争上仍面临制度不健全、规则不清晰、执行不到位等难题，其具体表现为：
一是企业准入仍面临多重隐形门槛。从制度层面来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传统行业的规定较为详细，但对新兴产业特别是服务业新形态覆盖不够全面、条款过于宽泛，不利于基层部门执行。从实践层面来看，电信、交通、能源等功能性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具有典型的网络化和规模化经营特征，国企能够依靠经营上中游环节的自然垄断优势向下游竞争性环节延伸，民营企业在参与下游部分项目开发时，面临“想入难入”等发展制约。从区域层面来看，部分地方政府为争夺税源，设置不合理的准入政策，增加企业进入市场成本。
二是企业间不公平竞争现象仍较突出。由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资源禀赋与市场地位不同，不平等竞争现象仍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要素获取不平等、政府采购招投标等市场机会不平等以及特定领域准入不平等。例如，部分采购项目对投标企业的规模、历史业绩以及注册资本提出过高要求，导致一些民营和中小企业“进得了门，但中不了标”。
三是企业的退出机制与效率仍有优化空间。虽然大部分普通企业理论上可以通过破产程序实现退出，但目前的破产清算程序存在诸多问题，如流程复杂、耗时漫长且成本高昂。这些问题导致许多企业陷入“应破未破”的困境，大量“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的市场资源和司法资源，使得市场出清面临巨大困难。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我国企业注册门槛较低有关，同时地方政府在考核中过于注重新增经营主体数量，忽视了经营主体的质量和结构优化；另一方面，企业退出制度本身存在不完善之处，简易注销制度、强制退出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实施受到限制，使得企业主动注销的意愿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市场资源的浪费和市场出清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