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从秦朝的郡县制和汉代的封建与郡县并行制度的角度，分析了秦崩的历史教训。文章指出，秦朝的单一郡县制导致了贵族阶层消亡和失去应对外部世界的能力。而汉初的郡县制与封建制并行，既是一种新政治制度的推行，也是一种新贵族阶层的养成。通过对比秦与汉在处理外部世界的方式，文章强调了册封体制和多元的世界观在汉帝国治理中的重要性。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秦朝实行单一郡县制，导致贵族阶层消亡和失去应对外部世界的能力。
秦朝废除封建制，导致贵族阶层被边缘化，政治势力减弱。同时，由于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应对策略，秦在应对周边国家时显得力不从心。
关键观点2: 汉代初期实行郡县制与封建制并行，形成了新贵族阶层。
汉初的政权建立在两大势力平衡点之上，即军功勋贵和皇族外戚。这种新贵族阶层的形成，为汉帝国在处理内外事务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关键观点3: 册封体制在汉帝国治理中的重要性。
汉帝国通过册封体制，将周边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形成了超国家的政治文化势力圈。这种体制的建立，使得汉帝国在处理外部世界时，能够建立起一种宗主国和从属国的君臣关系，从而确保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
关键观点4: 秦朝与汉朝在处理外部世界的方式上的对比。
秦朝在统一后，对于不能实行郡县制的地区，只能通过修建长城、隔离等方式应对，显得较为被动。而汉朝则通过建立册封体制，将外部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建立起一种国际秩序，显示出更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正文
而他在《新书·属远》中更明确地写道：古代天子统治的地区，方圆千里，都城在中央，人民承担的赋税劳役，往来距离不超过五百里。公侯们统治的地区，方圆百里，都城在中央，人民承担的赋税劳役，往来距离不超过五十里。赋税的输送费用不高，徭役的征用往来不苦，远方的人能够安居，士民都能够乐业，天下因此能够长久。到了秦王朝就不一样了，秦王朝没有尺寸的封地，想要将天下全部据为己有。远方的赋税从海上起送，一文钱的赋税，耗费十文钱也难以输送到。国家所得到的甚少，而人民遭受的苦难甚深，所以陈胜一举事，天下就大乱。
这段话，具体地从赋税徭役输送的角度，明确地道出了秦崩的制度性原因是废封建行郡县。在古代的封建制下，天子和诸侯各自征收境内的赋税徭役，都能够在短距离内完成，不会加重人民长距离移动转运的负担。然而，单一郡县制的秦王朝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全国各地一律，不管远近，赋税都往首都或者直接往用地运送，输送的成本高达十倍。劳役兵役的征发，也全国统一调度，服役者从内地到边疆，从四方到首都，移动距离增加，远者有千里之遥，衣服盘缠费用高涨，几乎是不借贷不足抵达，可以说是人人苦不堪言，家家哭泣相送。如此一来，将整个国家置于民不聊生，人心思乱的“民危”状态。
其实，秦末之乱爆发后，包括丞相李斯在内的秦朝大臣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叙其事说：“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明确指出了关东盗贼并起，也就是大规模民众暴乱的原因在于“戍漕转作事苦”。文中的“四边戍转”，就是单一郡县制下长距离跨地区的徭役。
接着贾谊的意见，我以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率领九百戍卒起义为例做补充说明。陈胜是秦陈郡阳城县人
（今河南商水）
，吴广是陈郡阳夏县人
（今河南太康）
，共同起事的九百戍卒，都是从陈郡征发的服兵役的庶民。他们的服役地，是在帝国的北部边郡渔阳郡。以秦帝国的郡县制区域划分而论，从陈郡到渔阳郡，途中经过砀郡、东郡、河内郡、邯郸郡、恒山郡、广阳郡六个郡。从陈郡的郡治陈县
（今河南淮阳）
到渔阳郡的郡治渔阳
（今北京密云一带）
，直线距离在六百公里以上，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怕是将近两千里的苦役了。
大泽乡到渔阳的直线距离示意图（来源：zhihu.com）
陈郡，本是西周以来的陈国，后来被楚国吞并。渔阳郡，本是燕国的领土。以战国地理而论，属于楚国的陈郡和属于燕国的渔阳郡之间，隔着赵国
（恒山郡、邯郸郡）
和魏国
（河内郡、东郡、砀郡）
。如果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接受以丞相王绾为首的多数大臣的建议，对于燕国、齐国和楚国等边远地区实行分封的话，陈胜等九百人将只在楚国国内服役，不会有跨越魏国地区和赵国地区到燕国地区的大移动。在这种条件下，戍卒的兵变，发生的概率很低，至于引发全国性的大暴乱，完全没有可能。因为分封制下，陈郡地区的任何动乱，都只是楚国内的地方事件，不会波及其他王国，更不会波及整个帝国。
秦统一天下以前，中国没有全国性的民众暴乱。原因比较清楚，在封建制下，列国并立自治，任何民众暴乱，都是针对一国一君一主的，都是局部性的，都可以在一国之内平息。万一有一国不能平息的，也可以在邻国的协助下平息。然而，单一郡县制下，全国集中一律，任何民众暴乱，都将被视为针对整个王朝的叛乱，都将遭到举国镇压，从而都是全国性的。在单一郡县制的统一帝国内，地方的民众叛乱，大多被强大的王朝政权镇压，但是，如果镇压失败，往往就会发展成全国性的大规模民众暴乱，甚至演变成改朝换代的革命浪潮。可以说，在两千年中华帝国的历史中，改朝换代与全国性民众暴乱的对应模式之形成，与单一郡县制统一帝国有直接的关联。
从而，我们可以说，陈胜、吴广之乱的爆发，与废封建行郡县有直接的关联。而由陈胜、吴广之乱引发全国性的民众武装暴乱，则是废封建行郡县的必然结果。
西汉初年，实行封建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既是一种新政治制度的推行，也是一种新政治势力的养成。汉朝分封刘氏同姓为王，看重的是皇室的血缘亲族关系，将其作为支撑政权的一大支柱。汉朝分封功臣为列侯，看重的是功劳，将功臣作为支撑政权的另一大支柱。在封建制下，不管亲族的诸侯王，还是功臣的列侯，都是世袭继承，由此养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
深入一步考察，功臣列侯的身后根基，是汉初军功受益阶层。这个社会阶层，由创建汉帝国的刘邦政治军事集团转化而来，不仅拥有高贵的身份、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财富，而且对于政治权力具有强烈的所有权意识，相对于皇权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诸侯王的身后，是皇族和外戚，他们被刻意扶持和培养，逐渐成为能够与军功受益阶层拮抗的平衡势力。汉初的政权，建立在这两大势力的平衡点上，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能够稳妥处理政权交替之际的突发事变，奠定了二百年长久政权的基础。
汉画像石《射雀射猴图》，据
邢义田教授的解释，“猴”谐音封侯的“侯”，“雀”谐音封爵的“爵”，“射雀射猴”其实指“封爵封侯”
（来源：his.pku.edu.cn）
深入一步思考，就不难发现，西汉初年推行的新贵族主义，也是一种纠偏改错的政治举措，针对的是秦王朝排斥王族功臣，消灭贵族阶层的政策失误。
回看历史，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主张废封建，直接针对的限制对象，正是王族和功臣。他在上书中说“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意思是说，如今有赖于陛下的神灵，天下一统，都成为郡县。对于诸位王子和众多功臣们，国家用赋税加以厚重的赏赐，就已经甚为充足而且易于控制。
我们知道，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国的宗室贵族，已经被完全排除在政局之外，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和社会阶层，都已不复存在。而没有了封地的军功勋贵，在官僚制的文法消磨中，逐渐边缘化，也失去了成为一种新贵族阶层的条件。
秦灭六国，远古以来的贵族王政消亡，唯一的幸存者，正是秦国。秦始皇废封建，秦国的王族外戚在政治上等同于平民，功臣列侯的封邑也被剥夺，贵族阶层被废除。从此以后，秦朝成为天下唯一的国家，皇帝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官僚成为听命于皇帝的奴仆。独天下的专制皇权，由此形成。皇权官僚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此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