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武昌起义爆发后，荫昌统军南下，何成浚以“总司令部一等参谋”的名义率领两标人马充当先锋。到了武汉后，何成浚率兵驻扎在黄陂
祁家湾，寻找各种理由，按兵不动，拖延不走。
这是何成浚暗助黄兴的一步棋，也算是民国第一纵横家小试了身手。
黄兴对何成浚的才能十分了解，民国肇建后，他恳请何成浚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常驻京城，交涉事宜。
袁世凯见到这位年轻的纵横之才，也是大加赞赏，有意重金收买，但何成浚聪明周旋，始终不肯就范。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国民党反袁在即，何成浚身处险境之中，决意南返。让人称奇的是，袁世凯得知他要南返，非但不杀，相反赠金赠裘。
能在乱世奸雄袁世凯的眼皮底下，化解险境，来去自由，仅此一处，就可见何成浚的厉害。
“二次革命”讨袁失败之后，何成浚曾跟随孙中山、黄兴短暂逃亡日本。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何成浚受黄兴委派，再次进驻京城，充当私人代表。
黎元洪见到何成浚，几回交道打下来，竟然也是十分欣赏，极力想拉拢他。
对待黄兴，何成浚颇有“士”的风采，面对黎元洪许诺的内务次长兼警察总监，何成浚不为所动。同年十月，得知黄兴病逝，何成浚极度悲伤，坚辞南归，黎元洪挽留不住，也如袁世凯那样，重金馈赠，成全他到上海做了一名隐士。
孙中山得知何成浚因黄兴病逝，伤心欲绝，不问外事，既觉欣慰，又感惋惜。他给何成浚写去一封言辞恳切的私信，激励他抖擞精神，为革命前途重新奔走。
何成浚受邀重新出山后，起初一段时间，他作为孙中山的特别联络员，在上海法租界联络各方，积极游走。1917年9月，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后，何成浚作为说客登场，一出手就成功策动
荆襄镇守使石星川反正，站进了护法阵营。
1920年6月，何成浚再次作为孙中山的特别联络员，赶赴湖南支持谭延闿的“湘人之湘”，这一次，何成浚让世人见识了他的不烂之舌，玲珑八面的纵横之术。
有了这一些小试牛刀，热身举动，到了1922年陈炯明发动叛乱时，何成浚面对重大危机，真正开始显现出他的非同寻常，厉害之极。
当时，两广革命据点因陈炯明叛乱一夕变色，孙中山困居永丰舰，效忠孙中山的许崇智部无枝可栖，溃散在即。就在这万难绝望之时，何成浚单枪匹马潜入闽北，说服北洋军旅长王永泉赶走福建督军，迎接毫无渊源的许崇智入闽。
何成浚说服王永泉的理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摆在眼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陷纠缠之苦，一是迎拥立之功。南方不是北方，必将剧变，选择有误，将无活路。
正是得益于何成浚的这一次成功游说，孙中山这才凭空开辟出一块至关重要的复兴基地。
此后几年，何成浚在孙中山的重用下，一度出任“建国军鄂军”总指挥，但踏马阵前并不是他的强项，几经失败蹉跎后，他知难而退，再次到上海租界隐居起来。
何成浚此次隐居，既是静待时机，也是深切反思。
孙中山病逝后，蒋介石因为东征大捷，在军事上强势崛起。何成浚虽然资历老过蒋介石，但他深知，像他这样不能征战，唯善纵横的说客谋士，非得依靠“雄主”才能有所作为，否则就是乱世浮萍。
当时有人问他，为何不投靠汪精卫？
何成浚回答，他虽好看，但终归蹩脚，不足为靠。
有黄兴、孙中山任用在前，蒋介石对何成浚不仅器重，而且做到了善任。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先任命何成浚为北伐军司令部总参议，旋即又任命为驻沪联络总代表，这等于是承认了何成浚是北伐军第一谋士兼第一说客。
效命蒋介石，何成浚第一次出手，就极具战略价值。
当时，东南枭雄孙传芳占据南京，实为蒋介石北伐道路上的凶悍拦路虎。然而，何成浚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忽悠孙传芳相信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八个字是真理不假，但许多时候却也是伪真理。正是因为孙传芳相信了自己是得利的渔翁，当北伐军开来时，他才会不加理睬，而北伐军抓住这个机会，快速通过湖南，继而攻克武昌，无形中等于将孙传芳巧妙地关进了笼子里。如果那时孙传芳就与北伐军一战到底，北伐的前途将会怎样，就难说了。
让蒋介石倍感欣慰的是，在东南一线，何成浚不仅成功忽悠了孙传芳，而且还说动江西的方本仁主动来降。据说，当时蒋介石曾感叹，雪竹兄，纵横犹如雄兵，北伐之幸。
1927年，北伐军向华北挺进，何成浚再次站出来，又一次上演了“不可思议”的纵横大戏。
当时，蒋介石要他设法进入山西，争取说服阎锡山跟北伐军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