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64年底，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当时，中央已明确决定，毛主席退居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铸他们已隐约感觉到了毛泽东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刘少奇。随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75]
1964年12月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运动的性质和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虽然气氛还比较缓和，但在几天后毛泽东生日这一天私人宴席上，他发泄不满，又不自觉地联系到了死亡。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现在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当时在宴席现场曾志回忆，毛泽东入席前曾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 曾志说，时间久远了，已记不全毛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毛泽东还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曾志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据薄一波回忆：“席间鸦雀无声。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同志身上想啊!”[76]
1965年1月19号，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的主题之一仍然是死亡。
毛泽东说：“…… 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诺说：“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斯诺问到：“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泽东回答：“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77]
斯诺回忆，这次谈话结束以后，毛泽东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凄苍的情绪。斯诺写到：
“毛泽东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眼睛。他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以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78]
随着年纪的增大，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事情是越来越不放心，应该说是“疑心重重”。
在1965年9月18日至10月20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 10月12日，毛泽东又在这个会议上又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错误”。这天，当彭真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了几句很重的话：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79]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80]
1966年5月18号，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永远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敢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应该说，这样的讲话是为毛泽东好的，是向毛泽东表态的，但在实际的心理效果上，很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就是说，它可能会使听者联想到一些自己本身非常不愿意联想的问题。所以，6月10号，毛泽东接见胡志明，两个人谈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死亡。他说：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在这里，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我们后来经常引的话，叫做“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 [81]
针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在同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也说了一句话：“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82] 以往学术界研究此信，从未谈及毛泽东“感觉不安”的因素中应包括林彪谈到他死后事情的这一情结。[83] 现在看来，对此信的含义似乎应当更深入地予以解读。
我们看到，1966年，毛泽东72岁，而按中国传统习惯的虚岁则是73岁。正是在第一年，或许毛泽东认为他自己已经闯过了这一生命“难关”，此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如火如荼地燃遍了整个中国。[84]
1967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几位元帅谭震林、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等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话语上发生了冲突。会后江青写条子给毛泽东说：“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毛泽东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开始毛泽东只是笑了笑，但当张春桥汇报说：“陈毅说，延安整风冤屈了许多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将冤屈许多人。他还说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时，毛泽东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王力曾回忆过当时的汇报情况，他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主席已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脾气。”[85]
显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是晚年毛泽东最为忌讳的话题之一，这自然刺激了毛泽东联想到自己死后的种种可能，断然地给这一事件扣上了“二月逆流”的帽子。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事情异常敏感，是寸步不让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时期毛泽东仍然十分关注“革命意志”逐渐衰退的话题，这是自1949年中共进城后毛泽东一直担心的要事之一。随着掌握政权越久，毛泽东的担忧也越重。的，毛泽东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说：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86]
据一份未经充分证实的材料说，1970年8月下旬中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会上在新一届人大会上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使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突出出来。而毛泽东先祭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而逐渐把矛头引向林彪。陈伯达回忆，毛泽东1970年8月5日上午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就大怒：“大家批判了你的错误，你能认识到吗？你这个人大概是看到我快死了，所以迫不及待要给你自己找一条出路和靠山，是不是？你历来是脚踏两只船的，这次表现更加恶劣。”[87]
此处毛泽东动怒，其意识中无疑是说他明显感觉，当他死后，会有人背他而去，而陈伯达追随林彪只不过是一个明显的先兆罢了。
有文献显示：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时年77岁的毛泽东就感到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当他从江西回到北京以后，就经常出现低烧和咳嗽，浑身乏力和小便减少等病情，这是先前也所没有过的。医生怀疑毛泽东是染上了肺炎，需要做X光仪检查。然而，毛泽东在晚年最反感和最不愿适从的就是身体检查。在周恩来的亲自劝说下，毛泽东做了一次胸透。这次X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毛泽东所患的疾病确是肺炎。经过医生的多方调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到1971年春夏之交才始告治愈。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开始了巡视大江南北，但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坠机蒙古温都尔汗的事件！[88]
1971年9月13日，由毛泽东钦定并写入《中共党章》并被媒体称之为其“亲密战友”的中共元帅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给晚年毛泽东带来了一生无与伦比的精神打击。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他自己从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一种严重后果。[89] 为此，78岁的他大病一场，以后其病情虽时好时坏，但确再也难得到根本性的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