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儒学与儒家的定位之所以成为问题，肇始于康有为19世纪90年代对两千年来的儒学及儒家作了几乎全盘否定的评价，大张旗鼓地倡导建立孔教并主张将其立为国教。他在1891年问世的《新学伪经考·述叙》中称：“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服，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于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目为断烂朝报。六经颠倒，乱于非种；圣制埋痤，沦于云雾；天地反常，日月变色。”他的这部著作对两千年来的儒学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既然人们所崇奉的都是“伪经”，既然早就“圣制埋痤，沦于云雾”，所谓儒家与儒学的合法性、合理性、权威性自然都荡然无存。
然而，康有为并没有丢掉儒家、儒学的旗帜，他要利用原始儒家和原始儒学的若干资源，建立一个宗教性的新的信仰共同体——孔教。1898年刊行的《孔子改制考》便承担了这一使命，康有为在其中清楚地说明了该著作的主要内容：“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世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世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乃立元以统天，以天为仁，以神气流形而教庶物，以不忍心而为仁政。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虫草木一统于其教，而先爱其圆颅方趾之同类，改除乱世勇乱战争角力之法，而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其道本神明，配天地，育万物，泽万世，明本数，系末度，小大精粗，六通四辟，无乎不在。”这一宗教为什么中途夭折了呢？一是因位王莽、刘歆，使“伪《左》盛行，古文篡乱”，削移孔子之经而为周公，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二是因为“我华我夏，杂以魏晋隋唐佛老词章之学，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非惟不识太平，并求汉人拨乱之义，亦乖剌而不可得”。结果，“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三是因为“朱子蔽于拨乱之说，杂以佛老，所以为治教者，亦仅如东周、刘蜀、萧察之偏安而已”。而直到康有为的相关主张提出，这一状况方得以从本根上全面拨乱反正，使孔教真义重光。康有为还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所上《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并呈，以尊圣师保大教绝祸萌折》中说：“臣考孔子制作六经，集前圣大成，为中国教主，为神明圣王，凡中国制度义理皆出焉。故孟子称《春秋》为天子之事。董仲舒为汉代纯儒，称孔子为改制新王，周汉之世，传说无异，故后世祀孔子皆用天子礼乐。唐宋以前，上尊号为文宣王。臣谨从孟子、董仲舒之义，纂周汉人之说，成《孔子改制考》一书，谨写进呈，敬备乙览。伏惟皇上典学传心，上接孔子之传，以明孔子之道。”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非常强势地逼使清王朝同意他们能够在中国自由传教，加上西方宗教学理论的输入，不少人都曾想效法西方各国，建立以宗教为主要载体的信仰共同体，用以凝聚人心，为推进中国革新提供新的动力，他们同时也注意到中国本土原生文化中也确有某种宗教性元素。但是，企图通过彻底否定两千年来人们所熟知的儒学和儒家的真实性，将儒学和儒家改造为一个全新的孔教，康有为不仅是鼓吹者而且还是首创者，他本人也当仁不让地以当代孔教教主自居。与康有为同时代的陈宝箴曾经相当准确地说明了康有为这么做的缘由：“逮康有为当海禁大开之时，见欧洲各国尊崇教皇，执持国政，以为外国强盛之故实由于此，而中国自周秦以来政教分途，虽以贤于尧舜、生民未有之孔子，而道不行当时，泽不被于后世，君相尊而师儒贱，威力盛而道教衰，是以国异政、家殊俗，士懦民愚。虽以嬴政、杨广之暴戾，可以无道行之，而孔子之教，散漫无纪，以视欧洲教皇之权力，其徒所至，皆足以持其国权者不可同语。是以愤懑郁积，援素王之号，执以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苏比权量力，以开民智，行其政教。”正是康有为对儒学和儒家这番极具震撼力的全面颠覆及重构，引发了关于儒学和儒家究竟应当怎样定位的激烈论争。而这场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论争，可谓见仁见智，至今也无法得到一致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