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生活两个月，我听到对革命最意外的评价”

哲学园 · 公众号 · 哲学 · 2025-05-30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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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历史的复杂性体现在其帝国中心的动态变迁上。通过简要的历史梳理，便能理解为什么“波斯”或“伊朗”在历史上有如此特殊的地位。

首先，“波斯”这一名称源起于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省。该地区是波斯帝国（居鲁士和大流士时期）的发祥地，著名的波斯波利斯遗址就位于现今设拉子附近，曾是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随着帝国疆域扩张和人口迁移，其统治中心逐渐东移。9世纪时，重心已转移至东部的呼罗珊地区；到15-17世纪，政治文化中心又北移。由此可见，波斯文明的中心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此过程中，波斯文化已深深植根于伊朗各地，成为社会基础，融入民众生活，堪称国家的精神血脉。

关于“伊朗”这一称谓，最初并非地理或国名概念，而是特指“雅利安人”，属于人种学范畴。直到20世纪，伊朗国王才正式将国名从“波斯”改为“伊朗”。这一更名既顺应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也与德国兴起的种族主义理论存在关联。当时的社会认知中， “波斯”代表着传统伊斯兰文明，而“伊朗”则象征现代性、世俗主义和民族认同。然而此举在国内引发巨大争议，至今仍有不少人倾向使用“波斯”称谓。巴列维王朝的更名决定具有深刻历史背景：这是近代唯一由波斯人建立的王朝，而此前数百年间伊朗多由突厥或蒙古统治者主导。国名变更不仅重新定义了现代伊朗的国家认同，更标志着波斯民族主权的回归。

阿琳娜：你提到了很多重要的概念，能否进一步阐释伊朗的宗教属性与波斯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现今所认知的伊斯兰国家伊朗，与历史上的波斯文化及波斯帝国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葳钊：这两者的关系非常复杂。宗教传播过程中必然与本土文化产生互动：例如天主教在拉美的传播几乎未遇阻力，迅速完成了文化融合。但伊斯兰教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虽然作为强势宗教传入，但阿拉伯文明本身相对薄弱，当其进入伊朗这样具有更高文化发展水平的地区时，产生的文化碰撞就尤为剧烈。

伊朗最终选择什叶派作为国教具有历史必然性。自9世纪伊斯兰化以来，波斯语逐渐成为伊斯兰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这一现象在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尤为显著。从建筑艺术来看，清真寺普遍采用波斯风格；文化影响更渗透至生活方式与饮食传统，例如印度泰姬陵的建筑风格和著名菜肴Biryani都源自波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伊朗并非伊斯兰发源地，但凭借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成熟的帝国治理体系，在文化传播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整个中亚地区伊斯兰信仰的传承。

阿琳娜：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波斯帝国凭借其成熟的官僚体系，能够更系统地将宗教思想融入社会治理和生活方式之中？

葳钊：是的，这是其中的一条路径。另一条路径则是通过宗教教团模式来传播，像苏菲教团的方式。这种模式依靠少数宗教领袖带领信徒，通过言传身教在基层生根发芽，最终影响上层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模式都发源于伊朗，形成了所谓的“波斯化伊斯兰”或“波斯伊斯兰”传统。

相比之下，阿拉伯伊斯兰的影响力反而较为有限。由于阿拉伯半岛的文明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伊斯兰科学和文化体系实际上更多植根于波斯与拜占庭文明的基础之上。因此，今天我们熟知的伊斯兰文化与哲学思想，其真正源头并非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传统，而主要是在波斯和拜占庭文明的沃土中发展成熟的。

阿琳娜：你提到的波斯帝国的历史影响力对今天伊朗的精神生活有一定影响，但伊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在试图建立国际秩序和关系时似乎面临孤立的局面。那么，伊朗是否仍能像过去那样对周边地区施加影响力？为何伊朗政府的外交政策会与周边国家产生冲突，甚至陷入孤立状态？

葳钊：要理解伊朗当前的孤立状态，必须回溯至十六世纪的萨法维王朝。当时，萨法维王朝首次将伊朗变成一个什叶派国家，而伊朗此前主要是逊尼派。这一转变源于伊朗与奥斯曼帝国的竞争：什叶派成为伊朗区别于逊尼派奥斯曼的宗教文化象征。尽管伊朗完成宗教转型，但周边如阿富汗、中亚等地区仍以逊尼派为主，这种宗教差异至今没有消解，造成了伊朗与周边逊尼派国家之间的深刻鸿沟。

此外，十九世纪英国殖民势力的介入带来语言与观念的更迭，波斯语逐渐被英语取代，伊朗与周边地区的联系逐渐疏远。英国与俄罗斯的强势干预进一步加速了进程，使伊朗从一个文明帝国的概念转变为现代的民族国家，逐渐失去过去的文化影响力。因此伊朗今天的孤立状态，本质上是宗教、语言、文化差异与外部势力介入共同作用的历史结果。

这些问题在二十世纪之前就已经显现。伊朗的宗教背景与其周边国家的差异，以及外部大国的影响，都加剧了伊朗的孤立。尽管伊斯兰政府的政策具有复杂性，但这种孤立状态大部分可以追溯到历史根源。

阿琳娜：你提到的这段历史让我想起了亨廷顿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虽然他聚焦于伊斯兰文明，却很少涉及波斯文明。事实上，波斯文明在中东和中亚的影响力长期被忽视，尤其是英国殖民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这一文明的影响。波斯文明曾在历史上辉煌一时，其文学、哲学、宗教等领域的影响深远。那么，在当代伊朗，波斯文明如何继续影响人们的生活？或许可以从你的旅行经历谈起，或者从你最初为何想去伊朗开始。

葳钊：其实，我的博士论文并非关于伊朗，而是研究俄罗斯，尤其是神权政治与宗教和政治的关系。我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俄罗斯的神权政治——这一问题在现代社会看似边缘化，但在历史上宗教始终在民族与国家形成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宗教不仅具备教化功能，还深刻塑造了政治结构。

若从“神权共和国”的视角观察伊斯兰世界，伊朗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在世俗主义主流与民族国家发展的背景下，1979年伊斯兰革命标志着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叛。福柯1978年访问伊朗时，他所感知的正是这种精神：伊朗人民在灵魂层面发起反抗，呼唤宗教力量，即便面临巨大风险也毫不退缩。这场革命促使福柯思考：在现代社会，宗教是否仍能发挥如此强大的作用？

阿琳娜：也就是说，你最初在伊朗是与一些官方背景人士合作，但随着你逐渐深入伊朗社会并接触其日常现实后，你发现政府与社会之间，或许在最基本的意识层面上，其实并不一致。

葳钊：这种政治认知的差异在伊朗尤为显著，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差距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我最初的预设是伊朗社会可分为两派：一派坚定支持伊斯兰政府，捍卫国家主权，支持政府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甚至认为制裁是民族独立的象征；另一派则持亲西方立场。初到伊朗时，这种分裂似乎得到了印证，确实有像我在伊朗的朋友一样的人，他们无条件支持政府，认为社会问题都源于外部压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看到更多的抱怨和无奈。一次我参观革命领袖的博物馆时，遇到了一位讲解员，他本应作为革命教育的讲解员，但在我提到伊斯兰的研究时，他突然说：“伊斯兰政府和宗教是两回事。”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深入交流后得知，他认为政府行为正在使民众疏离宗教——尽管政府表面上推崇，但实际上却在削弱宗教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