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没有文字。作为革命者，他要推翻“文”和“话”相分离的状态及其背后所包含的等级关系。他1932年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一文中明确表示：“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他的言语事实上已经在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总之，一切写的东西，都应当拿‘读出来可以听得懂’做标准，而且一定要是活人的话。”
铃木老师分析道，瞿秋白否定当时通行的所有“文”；瞿秋白所谓“普通话”，并非指陈实际的中国，而是指向未来，一种语言交流、交通时出现的新的可能性；瞿秋白也没有主张完全消灭“文”的存在，而是要建立新的“写法”，创造无产阶级的新的语言。
瞿秋白认为，通过鲁迅的杂文，可以实现他所谓新的文。不过，瞿秋白与鲁迅之间又有不同，这从他们关于翻译的对话可以看出来。针对1931年鲁迅翻译、出版的法捷耶夫的《毁灭》，瞿秋白表示，翻译“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若以“读出来可以听得懂”做标准，则鲁迅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鲁迅对此回应道，读者有
（甲）
受了教育的、
（乙）
略能识字的、
（丙）
识字无几的三种，翻译文艺若以甲类读者为对象，则主张“直译”。鲁迅也坚持倡导必须创造新的语言，但他并不是无条件地信任所谓未来的新的语言。
接着，铃木老师谈到对现代“散文”的理解。如何建立不同于古代的“文”的新的散文，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现代散文，是1920年代后新文学家们不断探索、反复思考的问题。这方面的总结，可以从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来摸索。 “大系”散文共两卷，分别由周作人、郁达夫编辑。
郁达夫在序言中说明，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强，现代的散文更带有自叙传的色彩，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就能知道“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郁达夫强调现代散文中的“个性”特征、自我问题与自然问题的联结等，而后他着重介绍了鲁迅与周作人的散文。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一寸铁杀人，一刀见血”，“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但在写作风格的差异之外，二周思想上有根本的相同：“他们因为所处的时代和所学的初基，都是一样，故而在思想的大体上根本上，原也有许多类似之点：不过后来的趋向，终因性格环境的不同，分作了两歧。”
周作人在《散文一集》的导言里，引用了他之前写的文字。如1921年的《美文》：“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有很多两者夹杂的。”又如1932年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主张“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明末公安派的文学运动基本方向相同，肯定言志派“即兴的文学”、批评载道派“赋得的文学”。周作人在对新文学的散文的理解中，强调“言志”，其实是在隐晦地批评左翼文学运动的“载道”。
结合郁达夫、周作人所代表的两种关于现代散文的思考，铃木老师点出1933年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感时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即在文学史上，周作人和鲁迅共同开拓了现代“散文”，兄弟失和之前二周思想上有相同点；因而瞿秋白不能简单否定周作人的思考，但他又必须回应周作人此时的文学态度。也就是说，瞿秋白必须提出一个与周作人不同的鲁迅，但又不能点名批评早期周作人。
有了对思想脉络、文学场域的梳理，铃木老师进一步进入瞿秋白具体的编录工作。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开头，就把高尔基的“社会论文”与法语的“阜利通”
（feuilleton）
并列起来展开讨论，由此突出鲁迅的政治立场、文章的战斗性，并用了“幽默”一词，指涉鲁迅文章中某种意义上轻松的部分。其后瞿秋白根据他自己的历史辩证法，叙述了辛亥革命以来现代中国的历史。由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与1927，每一个阶段之后都出现“伟大的分裂”，而这个分裂推动下一个时代的变化，最后出现了真正的革命阵营。瞿秋白之前，几乎没有人能这么说明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脉络。
